封面圖片：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於中大演講。（香港中文大學）
2015年，中國人均GDP達到796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一員。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在1978年底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抓住了視窗機遇期， 面對日益開放的國際市場，中國開始利用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佔領較大市場，獲得利潤。
｢現在中國達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水準與收入水準，中國即將喪失比較優勢。｣林毅夫認為，現在南南合作的國家面臨着和當年中國面臨的同樣的視窗機遇期，中國比較優勢的喪失正在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廣大的轉型機會。
以下為林毅夫所撰寫的題為《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南南合作》的原文。
中國從改革開放前的極端貧窮發展成為如今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其脫穎而出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長的成功經驗與必然規律是利用比較優勢因勢利導，成功對接了國際產業的轉移。如今這種經驗將給南方國家帶來高速增長的視窗機遇期，也將為南南合作提供新的思路。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國家，在貧窮陷阱當中度過了兩個世紀。從統計數字來看，1978年底中國有81%的人口住在農村，有78%的人處於世界平均貧困線之下，即工資低於每天1.25美元；當時中國人均年GDP只有155美元，不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且當時中國是一個內向型國家，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7%，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8%，兩項加起來只有9.5%，這說明當時90%以上的中國經濟跟世界經濟無關。當時和其他貧窮國家一樣，中國出口的產品主要是第一產業中的礦產品、農產品或農產品加工品等，占中國出口總量的75%。
1978年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從1979年到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連續26年保持着9.7%以上的增長，對外出口貿易年均增速高達16.4%。2015年，中國人均GDP達到796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一員。中國6.8億人口在過去36年中擺脫貧困，為世界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對世界經濟也做出了巨大貢獻，2009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同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回首歷史，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改革開放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議題，但相比較中國的穩定快速發展，非洲、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面臨的卻是崩潰、停滯，甚至危機不斷。中國經濟為何能夠脫穎而出，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與中國崛起的秘密
一般來講，經濟增長帶來人均收入水準的不斷提高，其本質是勞動生產率水準的不斷提高。而勞動生產率水準提高的一個途徑是通過技術的不斷創新來提升生產效率，另一個途徑就是產業升級，即將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從現有的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重新配置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因此，經濟發展是一個變遷的過程，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所有國家都通過這一機制，即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途徑，達到長期持續的收入水準提高、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的改善。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一個巨大差異，就是從工業革命以後，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和人均GDP一直都是全世界最高的水準，這代表其勞動生產率從工業革命以後一直都在全世界最高的水準。背後的原因是，發達國家的技術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技術，擁有的產業附加值也一直都是全世界最高的。這種情況下，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能依靠自己發明。而通常情況下，發明的投入成本高，風險也大。從經驗數字上看，從19世紀末至今的100多年的時間裏，發達國家依靠自己發明技術和開發新產業的創新機制，取得的成績是每年平均3%的經濟增長速度。
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持續發展，也需要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但其收入水準較低，代表目前的勞動生產率水準低，意味着其科技水準與產業附加值水平均較低。從經濟學或管理學的意義而言，技術創新未必必須發明新技術，只要使用的技術有所改進，就是技術創新。由於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相比存在技術上的差距，這為發展中國家借鑒和運用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提供了可能性。同樣地，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引進發達國家附加值較高的成熟產業，實現產業升級。因此，發展中國家若將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差距作為自身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來源，其成本與風險均會比發達國家低很多，速度也將快很多，這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優勢。
二戰後，有13個經濟體懂得利用這種後發優勢，加速其經濟發展，並取得了7%以上的增長，這是發達國家2倍以上的速度，並持續了25年或更長時間。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後成為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正是因為正確認識並利用了這種後發優勢。
1949年之前，中國社會動亂，不可能以發展經濟為主。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的目標是希望很快與發達國家平起平坐，因此，毛澤東主席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人要站起來，其前提條件就是中國人均收入水準與發達國家一樣，且國防實力與發達國家一樣強。最現實的實現路徑，當時就是採用與發達國家產業一樣的技術，以達到與發達國家同樣的勞動率水準和收入水準。但當時西方國家擁有着技術密集、規模龐大、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作為支撐，這些技術不可能毫無保留轉移給別國，因此，雖然新中國成立後社會開始穩定，經濟開始發展，但因中國仍處於極端貧困，資本極端短缺的時代，資本價格必然過高，因此中國無法獲得西方國家資本密集且規模龐大的先進技術，在這些產業上中國並不存在比較優勢，所以，中國在一定意義上放棄了後發優勢。
1978年底改革開放之後，面對日益開放的國際市場，中國開始利用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這種產業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可以形成競爭優勢，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就具有競爭力，並佔據較大市場，獲得利潤。之後隨着資本的積累，產業逐漸轉型升級，從極端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加工逐漸變成技術與資本相對密集的加工業。在此過程中，中國進入的產業都是成熟產業，因此中國很好地利用了後發優勢。這種發展戰略的轉變，也是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後最大的差異。
中南差距形成的具體原因
工業革命後，世界分成兩類國家，一類是北方國家，是殖民國家，另一類是南方國家，是被殖民的國家。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民族主義更加風起雲湧，而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殖民國家紛紛擺脫了殖民統治，開始追求自身的現代化，發展與發達國家相同水準的產業成為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追趕發達國家意味着收入水準、國防實力必須與發達國家一樣強，因此發展中國家共同採取了各類趕超戰略，有些稱為｢重工業戰略｣，有的叫｢進口替代戰略｣。中國當時也提出直接發展資本密集的先進重工業。這些趕超戰略背後的本質邏輯是，發展先進的工業化製造業，替代從發達國家進口這些工業化產品。
這個戰略同樣違背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因為在資本匱乏的時代，這種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必須在政府對市場的強烈干預下，對其給予各種補貼才能建立起來，而這些違背自身比較優勢的補貼必然形成資源的錯配，導致生產效率的低下。因而也意味着這些發展中國家放棄了利用後發優勢的機會。與中國一樣，在中國選擇改革開放的時候，拉丁美洲、非洲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選擇了改革開放，開始自身的經濟轉型。然而，在從政府引導干預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經濟平均增長率會比政府強烈干預時期低，同時危機發生的頻率較高，試圖趕超西方國家的戰略並未認識自身的比較優勢，普遍陷入了經濟的崩潰或停滯。
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本應有完善的市場制度，政府需要減少對市場的干預，促進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發展，從而達到與發達國家一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若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依然進行干預，必然會造成資源配置失誤，各種激勵機制扭曲，帶來社會資源的極大消耗和損失，比計劃經濟更為糟糕。因此，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調整都以｢休克療法｣的方式來解決其經濟問題。但違反比較優勢來優先發展的產業並沒有自生能力，取消政府補貼必將導致這些產業企業的大量倒閉，造成社會與政治的不穩定。同時，這些所謂的先進產業均與國防安全有關，如果政府不扶持，將會失去國防安全。比如俄羅斯八大集團壟斷的國防產業，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出自國防安全的考慮。
大量的實踐經驗證明，蘇聯、東歐跟很多發展中國家大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出於穩定就業或國防安全的角度考慮，為了不讓這些企業倒閉，實際上政府需要給予的保護補貼比以前更多，這直接導致了效率的低下，經濟危機不斷。
相比較而言，中國解決了同樣的問題，卻能夠保持快速發展，根本原因在於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國有企業在工業部門占比超過75%，在轉型的過程中給予保護補貼以維持穩定。同時，放開對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准入並利用有限的資源改善基礎設施，設立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等，改變企業營商環境，降低國際競爭的交易成本。
最初，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品質並不高，很難進入國際管道，解決辦法是通過招商引資的方式，引入國外因工資上漲後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同時獲取了技術、管理與國際管道，也增強了國際賣家對中國產品的信心。利用這種方式，中國快速發展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並逐步積累了資本，開始進行產業升級。中國亦逐漸從資本極端短缺的經濟體變成一個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的經濟體。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變成了比較優勢，逐漸發展的國防等重工業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也有了自生能力。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正是用這種務實的、漸進的雙軌制方式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
南南國家發展的具體思路與實踐經驗
以上分析表明，其他南南合作的國家，目前還處於低收入的國家，也有機會取得像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這樣的快速發展，只要思路對，就有出路。
首先，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必須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只有符合比較優勢，才能形成競爭優勢。因此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最初發展的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必然是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將成熟的、有專利保護的且與國防安全無關的技術，以低成本、低風險的方式引進本國，才有可能形成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二，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同時，政府必須扮演積極的因勢利導的角色。因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營商環境相對較差，而政府可以利用的資源也是有限的，因此政府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採用中國經驗將有限的資源用在特定的領域，如建設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的基礎設施，在這些區域提供一站式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全國的基礎設施並不完善、營商環境較差，經濟也能快速發展。在這方面中國經驗是值得借鑒的。
中國之所以能引入外國資本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實事求是，先把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做好，在這些區域裏提供一流的基礎設施與營商環境，就能創造就業，增加出口，創造更多的資源，帶動其他地區發展。因此，其他南方國家也可以借鑒參考這種方式，創造新的增長點，實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此前，衣索比亞是非洲最窮的內陸國家之一，按照這種經驗設立加工出口區，引入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2011年8月，時任衣索比亞總理到中國來招商引資，對接其自身有比較優勢的皮革加工業和制鞋產業。這是一個極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雖然衣索比亞擁有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但其交易成本太高，國際買家對其產品並無信心，因此就有了這樣的差異。同年10月廣東東莞一個企業家率領代表團去衣索比亞考察期間，發現當地工資成本比中國低很多，於是馬上雇用8000名工人送回國內培訓了3個月，2012年1月就開始投資生產。起初在工業園區只有兩條生產線，雇用了600人，3月產品實現出口，5月該企業就變成埃塞最大的皮革出口企業，當年年底雇用的人從600人增加到2000人，衣索比亞的皮革出口實現翻倍增長。
此前，因基礎設施太差、營商環境太差，又是內陸國家，沒有人認為作為世界工廠的製造基地在衣索比亞可以實現，而東莞這家鞋廠在衣索比亞的成功，帶來了星火燎原的效果。2013年，22家尋找低工資水準國家進行投資的企業投資了衣索比亞，很多國際買家都在衣索比亞設立了採購處。此後，其他非洲國家也跟着學習。比如盧旺達的首都在一年之間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成衣品出口企業，現在雇用的人也超過了1000個。中國人講思路決定出路，因此思路對，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會有自己的出路。
中國發展為南南合租帶來視窗機遇期
中國快速發展為南方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寶貴經驗。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一樣，中國的資本需要開始往外走。目前，中國每年給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的資金是1000多億美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資本輸出國，這種上升趨勢仍將持續。尤其是，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遍面臨資金短缺，因此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將會伴隨着中國大量資金的流出。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判斷是，中國或將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轉型的機會。二戰後，少數幾個成功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都抓住了國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國際轉移的機遇。比如二戰後美國的工資上漲，成衣、紡織、簡單的電子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往更具比較優勢的地區轉移。上世紀五十年代，日本發展也是靠發展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抓住這個視窗機遇期，創造了大量就業和出口，承接了產業的國際轉移。被稱作｢亞洲四小龍｣的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國家或地區也均是抓住了這個機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出口產業，讓其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製造業，成為新興經濟體。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工資上漲，比較優勢喪失，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抓住這個視窗機遇期，大力開展中國勞動力密集加工業，成為世界工廠，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製造業，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現在，中國達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水準與收入水準，中國即將喪失比較優勢。因此中國加工業是否願意往外轉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戰略選擇。當然，中國與日本、亞洲四小龍也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製造業雇用的是970萬人，八十年代，韓國製造業雇用的工人是230萬人，中國臺灣雇用150萬人，中國香港雇用100萬人，新加坡雇用50萬人，而中國內地現在製造業雇用的工人是1.25億人，僅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就有8500萬人。2020年，中國將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屆時普通工人的工資要普遍上調800至1000美元，那些產業必將失去優勢，進而向國際轉移。
因此，中國給其他南南合作的國家帶來的不僅僅是經驗與資金，很重要的是提供了視窗機遇期。並且，因為中國這些產業規模的龐大，很多國家都將因此受益。但追根到底，中國的貢獻最重要的是發展經濟的具體思路和轉型的思路。如果南南國家能從這個思路中找到結合當地優勢的契合點，那麼每個南方國家都會與中國一樣取得20至30年的高速增長，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講過，｢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中國人講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國希望自身發展起來的同時，其他南方國家也能發展起來，這種合作共贏也是中國推動南南合作所希望達到的目標。
原刊於《清華金融評論》，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