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映社會，這也許是沒有爭議的；認真探究下去，卻是很有意思的。中國的人類學巨匠費孝通，在1947年發表的《鄉土中國》中，就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差距格局」，相對於西方的「團體格局」。
筆者的理解，費孝通的「差距格局」，是以「己」為中心的一層層的社會結構——己、家、族、國、天下——因此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也許就是人類學家許烺光（Francis Hsu）說的「小我」與「大我」，只不過許說的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費則認為中國傳統，可以因為小的「公」，理直氣壯地犧牲大的「公」。此處不打算深入討論，反正都是一個有大有小的差距概念。
着重攀比 追求「一流」
把西方社會稱為「團體格局」，因團體是有定義、有界限的，用現代的話或說，是有成員身份（membership）的，而每一個人是以獨立的個人身份參與進去的。
筆者的粗淺理解，西方的社會是以無數平等的個人組成的。這與天主教的教義不謀而合， 也與法國大革命的共和國「人人平等」的概念相通。
因此，西方概念的社會是一個平面，中國社會則是一個豎直的等級概念。需要說明一下，這裏的「中國社會」，也可以延伸到日、韓、越等「筷子社會」；而所謂「西方社會」，則是一個很粗略的概念，沒有精準的定義，方便討論而已。這裏提出「差距格局」，是覺得華人社會（當然也包括香港）的「攀比」是一種下意識的常態。這裏舉一些例子。
很多年前，內地剛剛改革開放，我們的同事Frank Gillis（哲學家）在廣州演講，講述他熟悉的「歐洲馬克思主義」。台下的第一個問題：「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與我們的馬克思主義，你認為哪一個較好？」這個問題的假設，是沒有平行的「好主義」的。
台灣、南韓、日本，都是世界上率先出現高等教育供過於求的社會，但是入學率都不太高，只有50-60%左右的青年入學；問家長，都說要進最好的大學；香港的家長也抱着同樣的意識：要進最好的學校。比如說，進幼稚園與進小學，競爭愈來愈激烈，但是細看，競爭最激烈的是知識分子中產階級一族，是最有選擇機會的一族，也是最有資格攀比的一族。他們的競爭，未必是讓孩子接受最優秀的教育，而是要他們進入最有名氣、最受歡迎的學校。
在中國內地，由於有高考分數線，還有「一本」、「二本」等的結構性劃分，這種「差距格局」就更加制度化了；也就是說，養成家長不再注意學校的好壞，而只注意學校的等級。這與美國很不一樣：雖然也有大學分類，但是每一個類別都可以有名校。有名的人文學院如威廉、衞斯理、高露潔，其聲望不亞於哈佛、史丹福。中國高考、升學的壓力，社會意識與院校體系的「差距格局」，是一個根本原因。
其他一些概念，如「世界一流大學」，是別的文化裏面很少有的；只有好與壞，沒有一流二流的概念。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問「一流」等於「好」嗎？「二流」等於「壞」嗎？在內地做過不少諮詢，有院校提出「一流大學」作為努力目標，筆者不客氣地說：「難道說你們現在是二流大學？」提出「一流」這樣，「一流」那樣，已經成為風氣，但是真正研究「一流」的內涵的，甚少！
筆者在香港與內地，都曾經批評「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提法，因為這種提法只在乎輸贏，而不在乎學習的成效。假如是低素質的教學，贏了也不等於有優越的學習；相反，假如是高素質的教學，排在後面也無所謂。
我們常說的「高分低能」，是有文化基礎的。高分，就是「贏了」，到底學了些什麼，沒有人真正關心，也許沒有人真正知道。在香港，還有學校派發功課、測驗的時候，要從低分到高分順序發還，或者相反；其效果，就是要讓學生知道自己在這個「差距格局」裏面的位置。結果，學生關心的，是自己的分數和名次，而不是自己的學習成果；家長關心的，也往往是孩子是否「考第一」，又或者是否「考第尾」。
日本文化 輩份森嚴
我們看內地的電視廣告，什麼酒獲得「一等獎」，就表示那是好酒，真的嗎？近年內地建了不少新機場，都會聽到當地的人介紹：我這個機場，「XXXX」是全國第一。
即使在商業機構，即使在香港，在一些華人機構（「一些」，不限於「中資」），會議上發言是有尊卑次序的，不懂事的年輕人搶先發言，會經受白眼。在一些學校（是愈來愈少的「一些」），教師會議也是尊卑分明：校長講得多，然後是副校長、主任，其他教師主要是聽。可幸的是，這種情形近年變化不小，許多學校已經掙脫了傳統的「輩份」觀念，開始不同職位的人員可以平等相處。
筆者在哈佛的班上，發現教師提出問題，美國學生很多會第一時間不假思索地舉手；東亞的學生則會比較保守，絕不搶先，甚至不答；課後則可以圍上來討論，又或者在網頁上長篇投入，那證明他們並非不懂腦筋，或者懶於回答。
筆者思索之下，得出一個假設：教師要是問「What do you think?」美國學生腦子裏面就想：「What do I think？」東亞學生腦子裏是：「應該怎樣答？」或者「我要不要答？」回答問題，在華、日、韓社會，是社會關係的一種表現，也是學生與前輩（教師）互動的一種社會活動。
在班上試問，果然東亞學生都覺得的確如是。但是有一位日本學生不同意：「要是在日本班裏，我腦子裏還會想：誰應該先答？」他解釋說，一個班的同學裏面，也有嚴格輩份，必須讓「前輩」先答。
日本出名的社會人類學家中根千枝，形容日本機構內部是嚴密的結構，鮮明的機構身份，單一的絕對忠誠，森嚴的等級，嚴格的輩份，領導權完全繫於輩份，決策在於說服式的共識（上級說服下級）；而本機構以外，則「你—我」分明，而且除了頂層，機構之間不許有橫向交往等等。這是中根千枝對1960年代日本社會的寫照，她把這稱為日本的「縱社會」。這麼多年來，日本文化也在變，不過許多根本的社會形態不會變得那麼快。
華、日、韓社會的差距格局，是社會的普遍現象，教育也難以超脫，但對教育影響深遠。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