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為了保護相關行業工人的利益及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決定向入口美國的鋼鋁產品徵收高額關稅。因為特朗普宣稱準備向加墨，乃至北約盟友提供豁免，徵收關稅似乎只是劍指中國。中美貿易戰似乎一觸即發。坊間更以極大想像力，列出一系列中國反制裁清單，例如禁止蘋果手機在華銷售。似乎貿易戰一開注定要拼個你死我活、一分高下才會罷休的。這其實是對今天中美關係的實質，對特朗普政權的角色沒有深刻理解而產生的誤判。
特朗普政權宣佈對入口鋼鋁徵稅迄今，中國方面出奇的冷靜，最多只是由外長發出有點苦口婆心意味的、所謂損人害己的談話，完全沒有以牙還牙，睚眦必報的氣勢。中美貿易中國大量出超，每年有四五千億美元的順差，對中國經濟貢獻極為可觀。鋼鋁只佔極不起眼的盞盞之數，過度反應或令人有小不忍則亂大謀之感。這可以說只是事態發展的一個方面；中國沒有按照其一貫做法行事，防患於未然，在貿易戰處於萌芽狀態的這個時候，拿出恫嚇式的反制裁清單，乃至中國人民感情一類對外常用的措辭指責對方，首先是中美關係極為重要，對於中國政治精英而言，不可稍有差池；同時，中美關係就利益而言（不是價值觀）相當穩固。而經濟關係而言，中美可以說是當今世界最密切的雙邊關係。
精英和民眾
現代社會是腦力社會，現代國家的成敗得失，在於是否高效開發腦力資源。西方國家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大開民智，建構了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的政制，以及具激勵功能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所以稱為「現代市場經濟」，是因為它包含私營、自由、平等和法治這些現代價值因素）。從而腦力資源的開發效率凌駕全球，帶來他國無法比擬的強盛。但是就大腦潛力而言，人類個體絕非均衡分布，賢與不肖相去甚遠。其中既有先天原因，也有後天的努力與際遇等制度性因素。毫無疑問社會成員對腦力社會生產的貢獻，在人際方面差距極大。這樣，在現代社會無可避免形成精英和民眾的分布。在自由社會，因為國家權力受到限制，尤其是切割了權力和物質利益的聯繫，政治領袖不再能成為搜刮的統治者而取得無盡利益，同時實行具高度激勵功能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這樣西方那些最具大腦潛力的人們，選擇作為創新者和經營者角色，有利可圖。這樣，那些聰明頭腦成為了經濟和文化的精英。在相當程度上說，自由平等的西方精英不是與出身，不是與關係互相聯繫，而是以聰明頭腦，聰明頭腦產生的能力，主要是生產能力為標準產生的。西方國家的制度使現代社會最具價值的腦力資源，絕對向經濟文化領域傾鈄，帶來無盡的創新，使社會不斷進步，一般民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全球化之前，西方精英的創新與經營成果，與本地民眾相結合，民眾享有高於他國很多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西方精英追逐的中國現行制度
經過毛澤東幾十年的胡鬧，到這位紅朝大帝龍馭賓天的時候，中國是一個與世隔絕、民不聊生的國家。因為毛實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都是有史以來最差劣最無效的制度，完全與人類文明的正道背馳。繼起的鄧小平倡導開拓改革開放路線，本來有在某種程度上回歸世界文明的意涵。只是堅持列寧主義的國家理論與制度建構，即主要以血統為標準的統治者不作轉型準備，繼續以壟斷權力兼壟斷真理為務；同時沒有對現代社會的本質作深入自由的討論，而是以摸着石頭過河的極之功利的方式，只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完全不顧及環境、公平等現代社會必須具備的要素。結果中國成為一個企業環保成本最低、勞動成本即薪酬最低廉的經濟體。這樣的國度簡直是西方精英的天堂。經過現代轉型，成為創新者與經營者的西方精英，在他們的國家經濟達致均衡的時候，他們需要支付極高的薪酬予他們的同胞，如果到中國生產，薪酬不及一個零頭；環保費用的差異亦復如是。尤其是中國實行的專制制度，有能力保持這些成本永遠低於西方。這樣西方精英把生產搬往中國，把產品回銷西方，中美精英所得到的利益實在難以數計。
因此對於西方精英而言，中國現行制度完全符合這些可能佔西方人口百分之一的精英利益。中國現行制度給這些西方精英帶來的利益，很明顯大大超越與西方國家有相同價值觀的自由民主國家，因此這些西方精英不僅根本無意為難中國現行制度，不會試圖去顛覆它，甚至一直以自己的行動去鞏固，乃至增強中國的制度。中國的不斷發展，西方精英擔當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國政府甚至一些中國民眾，經常臆想西方打它的主意，意圖推翻中國政權，其實真有些受逼害妄想症。要不是中國制度符合西方精英利益，西方精英通過工序轉移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紅色政權能避過老大哥崩解的厄運，才是難以想像的。
全球化下精英與民眾利益的分歧
不管是近日人們談論貿易戰，還是多年來的南海爭端，國家利益都是關鍵詞。國家利益是什麼？國家本來是一個抽象的存在，本身不應該有利益存在或利益關係。在近代，國家制益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掌控這個國家的君主的利益。在現代，那些民主國家的利益，其實是全體國民的總體利益；在非民主國家，則是掌權者的利益。
在全球化出現之前，這裏說的全球化指的是上世紀後四分之一時段興起的，在投資自由化推動下，生產設施從而是生產工序潮水般，從西方先進國家移向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中國的這一全球化。西方國家精英與民眾有着共同的利益。比如說，精英在技術創新層面取得突破，並應用到生產領域，生產提高甚至超越它國，從而增加出口，這樣，這個國家的精英和民眾均會受益。在相當程度上說，全球化之前，國家作為利益共同體，精英與民眾利益基本一致，國家利益的涵義比較容易定義。
精英為了利益，激勵法治國度，產生的創新成果與經營活動移出他們國家的時候，國家利益這一概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今天中國與美國在國家制度，價值取向上有着根本性的差異，近年甚至在軍事上，比如說南海出現過互相對峙的場景，在傳統國家利益層面，毋寧說是互相衝突的。但是西方精英卻一直在增強中國各領域的能力；相比較於精英，西方國家的民眾因為精英把創新成果與經營活動，轉往中國而利益受損。西方精英與民眾本來的利益共同體出現了裂縫，這就是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盛行，政治異象頻現的原因。西方國家精英與民眾在全球化下利益分途，這些國家的國家利益如何定義變得非常微妙。在民主制度下，政府負責判斷什麼是國家利益，而政府主要由民眾選出，因此今天西方國家政府認定的國家利益，更多的是民眾的利益。
可控的貿易戰
特朗普是美國民粹主義的產物，這種民粹主義本非植根於美國文化，它的產生如上所述，只因全球化帶來的精英與民眾的利益歧異而出現。因為特朗普由民眾的手中選票送入白宮。他意圖扭轉乾坤，顛覆精英在利益驅使下的到薪酬低的地方生產這樣的格局。費盡心力，軟硬兼施。除了以減稅，放鬆管制這些利誘政策之外。這次發起的貿易戰相對是硬的手段，意圖奪回某些失去的職位或逆轉職位繼續流失的趨勢。但這實際上衝擊了精英的利益。
雖然，相比於民眾，在全球化中大獲其利的精英，只佔極小人口比例，比如說傳媒常掛在口上的1%。但是這些精英有着極大的能量。他們控制大量的資源尤其是影響視聽的媒體。貿易戰擴大將為這些精英帶來利益上的損害，他們絕對有能力把民意政府發起的貿易戰，限定在可控的範圍內。
實際上特朗普作一個商人，完全了解美國精英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利益取向，也知道生產往成本低的地方轉移，與水之就下一般是無法改變的規律。以其一己之力，不可能改變中美精英共構的利益格局。中美兩國其實各有所本，在某種程度上中國需要美國應該會更多一些。美國的自由平等法治帶來的創新能力引領世界，是人類未來的希望。沒有美國的創新能力，中國的發展也會受到影響。因為在中國制度下，最聰明的腦袋在官場，而不是在經濟文化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