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老闆及佔中積極參與者黎智英在他的周刊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提到良知問題。他在和一位女學生的談論中提到：「我說，不用擔心那些反對我們的人，若然你相信真理，你便知道他們是被權力和利益蒙蔽了思想，麻木了良知。但這都是暫時的，一切物質和利益都只會是暫時的，良知卻是永遠的，良知會喚醒他們。」
中國人很早便探討良知的問題了。戰國諸子學說，對良知以及由此而引申的人性問題有過很詳細而精闢的探究。最著名的莫過於孟子的人性論。孟子在《告子上》中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弗思耳矣。」
這是主張人性皆善，良知體現在各種德性之中，是與生俱來的。當然也有不同的說法，例如告子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告子上》）這是主張人性是中性的，無善惡之分。荀子則主張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
性惡是人的天性，正如好利、疾惡、耳目之欲都是天性，善良只是偽裝。
人性不論善惡都要趨向於善
不論主張性善性惡，哲學家都積極思考如何令人性趨於至善。孟子提出「夜氣」說：「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告子上》）這是說人都有善心，就像在天剛亮時所接觸到的清明之氣，這些在他心裏所激發出來的好惡，跟一般人相近的也有一點點。可是一到第二天的白晝，所行所為又把它消滅了。所以孟子主張要養其夜氣：「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其實最根本的意思是把人類的善性，無論如何都要推衍出來，不受惡性的傾向支配。荀子則提倡教化之道：「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禮義作教化之本。
如果你相信人是有良知的，只是被外界事物影響，因而行惡。這近乎孟子的看法，也就是黎智英所說的「被權力和利益蒙閉了思想，麻木了良知」。孟子處理事情的方法比較主動，就是千方百計要「養」其夜氣，也就是培養與生俱來的浩然之氣，抗拒邪惡。而黎智英則比較被動：「良知會喚醒他們」。
權力和利益的大小，和人類能夠反思而脫離邪惡的程度應是成反比例的。就是說，權力和利益愈大，即是外界的引誘愈多，人能反思而秉行良善的動力愈薄弱。有的甚至故意蒙混是非，發表一些連自己也知道反智、但說出來對自己處境有利的說話來。在這些情況下，「良知會喚醒他們」，這期望應是很難達成的。
利益和貪婪麻木人性
人類由於有自私和貪慾，要他們時刻儆醒，遠離邪惡，趨於善良，這是沒可能的，只有建立一種合理的制度，才能把人的惡性局限，不管人性之始是善還是惡，在制度的限制之中，善良可以發揚，邪惡也受到一定的制肘。
善於說花言巧語蒙混是非的人，當他們自處之時，他們又不是弱智之士，怎會不知自己說話的動機和將會得到的好處？在一個人治的社會，或許愈能挨近權勢、助紂為虐，說多些和大眾利益相違反的話，對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愈有保障。民主社會之所以要發展一套民主政制，透過選舉把人民的意願反映出來，就是看穿了人類思想的邪惡，利己心之無上限，如果執政者做了違反民意的事，以個人和小集團小群體利益為上，執政期限一到，就會被踢下台，由另一批人補上。知道自己權限所在，施政才不致過份自以為是，民眾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能夠限制人類惡毒意念蔓延的，還有信仰。中國古代奉行極權的帝制統治模式，人君的權力可以是無限制的。但由於敬天和畏天，也對極權者和昏君起着一個警剔的作用。那管是權力慾極強的秦始皇或漢武帝，也都要用祭天或廵狩的行為，表達對天的敬重。多少人類惡毒的邪念，由於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思想負擔，做惡事的時候也都有幾分顧忌。不這樣相信，什麼陰險的念頭和邪惡的想像都會付諸實行。
良知，我也希望有，不管是與生俱來的善性，還是受後天教化而自我約束，自我發揚的善性，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都會利多於弊。對於一些惡毒的人、假意為善而實際謀取個人私利權位的人，期望「良知會喚醒他們」，在大利益當前之下，應是沒有什麼可能的，唯有靠制度局限他們不良的思想和做法。當然相信一個主宰之神，對人類的作為最終有審判的機會，能夠因此儆醒，所行本乎正義，不要連自己也蒙騙，才算是個聰明人。在這些情況下，良知或許還有它存在的基本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