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西域交流的時間甚早，自佛教從印度傳入，西域與長安便建立起固定的孔道，兩地在唐代以前已建立相當的貿易渠道。1983年，考古學家於寧夏固原南郊柱國大將軍李賢夫婦的貴族墓地，便出發現了北周時期來自薩珊王朝的金屬手工藝品。其中有鎏金銀壼，壼高37釐米，細長的頸、上立有胡人頭像之弧形把，以及玉壺春瓶似的腹和喇叭形的座，構成穩健、奇特的造型。
壼身的三組人物圖案，敍述的是古希臘神話故事。此波斯王朝繼承並了羅馬金屬品製作的藝術，其工藝涵蓋了鍛鏨、雕刻、鑲嵌、鎏金、鑄造、焊接等諸多方面。這件鎏金銀壺就是集多種製法於一身的藝術結晶。學者推測，薩珊王朝與羅馬發生多次戰爭，所獲的戰俘中可能有不少羅馬工匠，說明希臘神話的鎏金銀壼的文化淵源。與此同時，薩珊王朝與北周政權之間的商貿頻繁，當日的原州（今固原）是絲綢之路要衝，商旅雲集，西域商品於是大量流入中土，鎏金銀壺儼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的縮影。隋唐時代在此基礎上，繼續吸收了薩珊王朝的金銀製作精髓，大批粟特工匠在長安城內從事器物鑄造的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吸收西方文化的養份。
唐代金銀器 精品迭出
中國金銀器工藝至唐代達至爐火純青的地步，金銀工匠藝人掌握西方先進的金銀細工技藝之餘，並融入中華文化的內涵，催生了既富有西域風情又蘊含傳統特徵的巧作。唐代金銀器精品迭出，惟因貴金屬製品材料昂貴，金銀製品反而容易被熔毀而作他種流通，器具上的藝術價值也常常隨之湮沒。加上金銀器產量遠較其他材質的產品為少，傳世的金銀器實屬相當有限，至今尚難反映大唐金銀器的全盛面貌。故唐代金銀器的新發現，有助增進我們對時代工藝的了解，補足我們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認知。好像1970年陝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可以說是這類金銀器的經典。
此銀壼通高14.8釐米，重549克，造型即採用我國北方遊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壼的形狀。其壼腹兩面以模壓的方法分別錘擊出兩匹奮首鼓尾、銜杯匐拜的舞馬，鬃、尾和頸部飄逸的絲帶用鏨刻技術進行細部加工，盡顯馬體的動感。銀壼通體經拋光處理，舞馬及壺蓋、提梁等均鎏金，金銀輝映，是唐代錘揲、鏨刻、鎏金工藝的代表作。
筆者相信，這類皮囊式的酒壼其時應該相當普遍的，蓋唐代與西域相通，絲路沿線的歷程漫長，皮囊盛載的酒和水成為商旅至常用之物。把這些西域必備的旅行用品印象，投射於器物創作，便成為親切的生活題材。至於以純金、純銀、銀鎏金、銅鎏金作成，則視乎匠工獲批之物料。在皇家官署作坊的打造對象中，基於提壼時的重量考慮，在銀體和銅體上先行錘揲、深淺鏨刻，再進行整體或局部的塗金，似乎是最常見的工序。鑒於實物皮囊以扁平輕巧為主，金銀器的製作也在前後兩方寬面上鏨刻凹凸框紋後，銳意以各種物像來突顯主體。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銀鎏金龍紋壼，壼身呈扁長而下圓的袋型，在忍冬花與纒枝之間乍見金龍戲珠之貌，壼囗則飾以鎏金鳳首，並由六角手握作為提壼部分。
古月堂珍藏 反映西域文化
古月堂所藏的兩個銅鎏金壼，亦屬皮囊式設計，一個是以金鳳單足立於蓮花為題，同樣以忍冬花纒枝和魚子紋為背景，壼首以鳳頭為飾，提壼部位以龍頭含柄表示；另一個壼以犀牛頭為壼首，壼身鏨刻飛天仙女，右手持一花盤，左手執一花束，形體飄逸，面露微笑。連接壼首與壼身者，仍以金龍銜柄造成，其花紋布局與前者接近。帶有西域文化的器物，一望而知與中原地區之間呈現差異。它的製器形態是其中一項指標，例如皮囊式的金銀壼，便與中國傳統的圓大壼腹不同。
此外，金銀的製造物料，也說明無論是西方羅馬、中東波斯薩珊王朝，到大唐帝國，皇權與貴族階層一直支持着此類身份製作。由此，解釋了金銀器上錘揲之法、鎏金、鏨金，歷千年而不衰，從而出現文化交叠的現象。就紋飾內容而言，當中展現中國與西域交往的痕跡更多，好像上述的犀牛壼頭，便清晰展示了非中國的意象。眾所周知，西漢時期，南粵及西域小國將犀牛進貢至皇家禦獸苑，與獅、象等動物一起圈養，以後中國人對此一動物的印象，給予了靈獸的特點。唐代李商隱《無題》詩中所云：「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活劃了犀角預事的靈驗，為人類帶來吉祥的祝願。在中西文化互相認受的過程中，中亞文化亦交匯其中，如壼身的飛仙圖像，在敦煌壁畫上展現了不少，卻與印度面目猙獰的飛仙呈現不一樣的表達。
在第158窟西壁大型《湼磐經變》圖上所畫的仙女，便有手捧花盤或手擎香爐之類，正如唐代李白《西上蓮花山》詠贊仙女「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霓裳曳廣帶，飄浮升天行」的那種詩情畫意。若再觀察仙女的頭飾，當發現就是唐前朝盛行的丫髻，在河南鄧縣出土的貴婦出遊畫像磚，仍可看見南北朝以來一直承襲着的飛天髻和丫髻的兩種髮式。從器物交流的角度觀之，各種珍藏的造像實有其時代獨有的內涵，製器與器物上的故事，遺留了文化承傳的重要線索，也大大拓闊了唐代對外交流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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