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機構形態

有人認為年輕人浪費了大學的資源,更有人怪責現代年輕人不濟、敗壞、變態。筆者認為,這是把今天的年輕人,放在一個昨天的社會來考慮。今天的社會、今天的機構,已經變得很不一樣。

上周談起現在年輕的一代,他們的職業途徑,與我們二十世紀長大的,已經大相逕庭──不對口就業、頻繁地轉工轉行、不講究長期就業、不想打工當僱員、嚮往於個體創業、不滿足於一份職業而兼顧多項工作、習慣於暫時失業、不介意沒有工作等等。因此他們對職業的觀念,與上一代很不一樣。

小型機構 成為主流

上述這些現象,在社會上已是屬於常態。但在教育界,也許還會覺得陌生。前數年,提出這些觀察,有些朋友還會覺得這些都是不幸的現象。會認為這是因為社會上就業機會不夠,又或者認為是浪費了大學的資源,更有怪責現代年輕人不濟、敗壞、變態。

筆者認為,這是把今天的年輕人,放在一個昨天的社會來考慮。今天的社會、今天的機構,已經變得很不一樣。

首先,過去十幾年,香港的機構已經變得愈來愈小。一般來說,香港大概有30萬個商業註冊的單位(也可以說是30萬家公司),其中99%以上是100人以下的中小企,這毫不意外。但是許多人也許不知道,這30個單位裏面,94%左右是20人以下(即1-19人)的小公司;更甚少人注意到,30個單位,87%左右是10人一下(即1-9人)的微型公司。

這徹底地改變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意向。以往,絕大多數的畢業生,嚮往大公司。不怕暫時與很多人共用一個大房間,希望遲早會有自己的房間,進一步會到樓上的房間,再進一步有自己的秘書……現在,機構都變小了、扁了。

為什麼?因為工業社會頂峰的時候,源於大規模生產,或曰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筆者大約10年前在非洲還看到過這種情形:一家製衣廠,前線工人5000,每個人都在做着非常簡單的操作,通過明細的設計,經過生產線的分工流程運作,完成一件產品,於是大量生產。一條生產線,大約是45-50名工人(這也許是傳統工業的常規),於是就需要100名管工;也就需要管工上面的管理人員;一層一層,直至助理工程師、副工程師、總工程師。於是需要一個金字塔形的機構組織──很多部門、很多管理層次。也就是Max Weber稱為bureaucracy的機構組織,中性的翻譯是「科層架構」,負面的翻譯是「官僚架構」。

今天的公立醫院,一進門會有一張醒目的流程表,從分流、候診一直到預約、繳費、領藥。每一名病人都要經過每一個部門,每一個部門要面對每一名病人。這是工業社會典型的明細分工的結果。現代的機構,講究的是個別化服務、個性化產品、量身訂造……講究的不再是大規模生產,而是本欄提過多次的少量多款──less of more (less quantity more variety)。

少量多款 現代模型

在消費者來說,這是生活素質的提高;從生產者來說,現在不再是為了滿足需求,而是要營造欲望。許多人家裏有許許多多的鞋子,並不是為了需要(needs)。現在很多人有許多手錶,甚至許多對眼鏡,也並非因為需要,而是一種擁有的欲望。同樣的一個款式生產成千上萬,在市場上泛濫,誰會買?那是市場毒藥。

因此,規模效益,已經不是機構考慮的可行因素。香港的美心集團,以前專攻粵菜,都叫美心。一樣的菜單、裝潢、服務,吸引無數常客。今天,據不完全統計,美心在香港起碼超過600家店,大多數不叫美心;全國大約900家店。這是少量多款的典型。

筆者30多年前到倫敦念書,帶了一個小電飯煲。那時候,電飯煲只有一個款,都是樂聲牌,只不過有大與小兩種。現在的電飯煲,全球何止幾百種。據說燒出來的飯會不一樣,但是很多人買新的電飯煲,既不是因為舊的壞了,而是因為新的有外形、設計、功能新穎的地方。我們換手機,不是因為舊的不好用,而是要追上潮流。而潮流,不是應消費者的呼聲,而是生產者的創新。創新的理論,說:Customers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顧客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於是,金字塔形的科層,逐漸讓位予一站式、一對一服務的單位。大單位,像大型的投資銀行、會計師行、科技公司、顧問公司、律師行、媒體公司,甚至工程公司,都是採取一站式的小型單位運作──一個客戶、一個小組──稱為task force、deal team、account team、project team,是一個個的客戶組。這些一站式的客戶組,都是臨時的。一個項目完了,也就解散了。隨着生意的變換,這些單位的聘用,也往往是短期的。

例如投資銀行,初入行的是分析員,工資不低;但是兩年合同,兩年以後往往是「非升即走」,要不升為associate,要不就「拜拜」。這些公司,也許壽命會長些,但是那些職位,是沒有保障的。其實,現在大多數的職位,都是合約工。一年、兩年的合約,是家常便飯。更多的機構,本身就是小單位。現在許多青年創業的,都是小公司;三五個人就成立一個小單位,開始運作。這些小公司,並不一定有長遠的目標。或則因為試驗失敗,或則因為市場的轉移,或則因為有更新的天地。問過不少以科技起家的年輕小公司,「如何才算成功?」答案是「有人願意收購!」因此,一家公司關門,並不意味就是生意失敗,往往是主持者主動的轉型。所以單位不只是小了,也扁了(因為沒有了中層),但也脆了(不能說脆弱,因為有許多時候,脆並不一定就是弱),英文可以說是volatile。

機構莫測 職位飄忽

香港在1973年開始做人力預測,在當時是自由市場人力預測的先行。大致的做法是所謂「僱主意見調查」,問僱主該公司當時的人力結構,再問估計2年、5年之後的人力需求。今天,問小公司,僱主自己有時候也說不出兩年以後會怎麼樣,遑論5年。問大的現代式公司,僱主一樣無法匡算自己的人力需求,因為職位的多少,是很不穩定的。

說了這許多,與教育有什麼關係?這與上周提到的年輕人的職業觀,息息相關。以前,大多數機構是穩定的大單位,他們給僱員予承擔、保障、期望,這也是機構本身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現在機構和職位都變成不穩定了,我們如何可以指望年輕的僱員對於機構有長期的承諾、依賴、忠誠?

也就是說,年輕人對於職業不再如以前般在意,他們對於機構再沒有以前的歸屬感,是有客觀原因的。他們所處的客觀現實,塑造了他們的職業觀、成功感、滿足感、幸福觀。他們感到需要突破、常新、掙脫,不剛好是時代的需要嗎?

對於這些,我們的教育,有注意嗎?有感到有適應的需要嗎?我們的家長,往往還停留在狹窄的思路──「幼稚園為了升小學;小學為了升大學;大學為了找好工」。這樣,是真正為下一代準備他們的未來嗎?我們對得起他們嗎?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