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完古巴棋賽之後，國際象棋的水平提高了不少，因而在1970年獲得了香港冠軍。可是好景不常，香港來了個全國冠軍簡懷穗 (原名簡榮基)，他次年就輕易地把寶座搶了過去。1971年，在無人競爭下，我獲選為香港國際象棋總會的會長。這年，棋會在討論應否接辦1972年亞洲區的個人賽時，執委會內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一方認為應先尋求政府的支持，失敗了才考慮個人贊助；另一方則認為只要有人肯支持，便應立即接受，以免錯失機會。我的取態傾向前者。
欠政府支持 棋賽不如昔
我認為，國際象棋是一個文明社會應該鼓勵的活動，因此，政府有責任去支持棋會承辦這個比賽。當然，個人支持也無不可，但這是一項社會性的活動，優先權應讓給公眾。我也擔心，如果全部資源都來自一人，棋會的運作可以不受他控制嗎？當時，的確有一位在港營商的東南亞企業家，曾表示會全力支持。他曾獲香港冠軍，是一位熱心和可信賴的棋友。我其實是很樂意接受他的支持的，但我始終覺得，原則上應先尋求政府的支持。
會議沒有結論。數日後一個晚上，我先後收到三個相信是來自同一人的匿名電話，以英語表示要對我不利，叫我小心，但沒有說明理由。聽來他是隔着一塊布向電話發聲的，但傳來的明顯是標準的英國口音。這聲音我很熟悉，相信是棋會中人，但不是執委會的成員。執委會只有一位外籍人士。他是警務人員，有濃厚的蘇格蘭口音，對上述問題的觀點跟我一樣，而且我們的關係也很好，所以絕對不會是他。我隨即致電般含道警署備案，當晚便來了一名「雜差」，深入了解情況。
1972年初，棋會改選。我因為暑假後要往英國進修一年，於是乘機卸去棋會一切職務，回來後也沒有再負責棋會任何工作了。改選結果，一個英國人當了主席。在他的帶領下，棋會承辦了亞洲區的個人賽。我1973年返港後，從平遠那裏得知，棋賽搞得不很好，後來更因數目不清，出現金錢糾葛，以致主其事者跟贊助人鬧得極不愉快。
被大馬領事館留難 離職棋緣不斷
1974年底，香港參加了在檳城舉行的首屆亞洲隊際國際象棋比賽，我是成員之一，但馬來西亞領事館不肯給我發入境簽證。在我嚴厲的質詢之下，他們說，馬來西亞政府已把入境簽證權交託香港政府，因此不是他們不發，而是香港政府不讓他們發。對此，我只好說：馬來西亞是獨立國家，主權在你們手上，發與不發，你們應有最後發言權。如果我因為拿不到簽證而未能參賽，我會去函你們的棋會及世界國際象棋總會投訴。結果我在開賽前數天拿到了簽證，但在當地逗留的時限定得很嚴。
這次比賽仍然每隊六人，每場四人上陣。香港隊的成員包括：一台簡懷穗、二台冼權、三台高智、四台馮以浤、五台陳友勳、六台彭振球。比賽結果：冠軍菲律賓、亞軍澳大利亞、第三至八名依次是印尼、新加坡、紐西蘭、日本、香港和馬來西亞。香港和日本大分相同，但小分較差。我們的個人成績是：簡懷穗64.3%、馮以浤37.5%、陳友勳25.0%、冼權16.7%、高智16.7%、彭振球0.0%。
1970年代中期，港大的外籍教職員忽然興起了一股國際象棋熱，每日午膳時，都有十餘位同事聚在一起，分成六、七桌，邊吃飯邊下棋。我知道了，自然不甘後人，立即成為座上客。不久，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現象：他們有時爭着跟我對局，有時則設法避開我。有一次，我走了一步「盲棋」，把皇后送進虎口，對手看看我，猶豫再三，終於不敢吃！
此後，到我1979年離職為止，他們一直都保持着這份興趣。他們不但午膳時在教職員餐廳手談，有兩、三位還於星期四晚上參加棋會的活動。棋會每週一次的活動我不是必然參加的，但多數會到，有時也會跟他們一起，以港大的名義組隊參賽。這關係，在我離開港大之後，還維持了一年左右。此後，因為中大的工作比較忙，我便很少到棋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