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個社會大多數人民都處於貧困和痛苦的境況中，它便無法生氣勃勃地發展和得到快樂。
No society can surely be flourishing and happy, of which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members are poor and miserable.──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在上回，筆者提到一甚為獨特和沒太多人認識的爵利穆勒（Jerry Muller）觀點，就是《國富論》的寄望是讓人們可變得更好，而不是僅僅變得富有。對不少人來說，這觀點一時間不易接受，蓋不少人的印象，史密斯是經濟學之父，而經濟學主張的只是經濟效率，認為私人企業自私自利地追求利潤，是天經地義的。
亞當·史密斯首要身份是倫理哲學家
的確，大部分的經濟學教科書和傳媒都是給人這樣的一個印象。不過，儘管如此，這也並不表示史密斯真是這樣想，又或這就是史密斯思想的全部。以上本文開首引用的文字至少代表，史密斯的觀點很可能比不少人的認知來得含蓄和深奧。
無論如何，史密斯的第一身份是倫理哲學家，而他寫《國富論》時，他的身份也是一樣。基本上，史密斯是一幸運的人，他的第一部著作《人類道德情操的理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舉成名，跟着便有富家貴族邀請他作為其兒子的導師，帶兒子到歐洲大陸遊學。雖然這遊學最後因出現意外而提早結束，但這貴族沒有食言，依然給史密斯享有一生的長俸，令他生活無憂，只須專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因此史密斯一生甚為富足。
史密斯沒有子女，因此他的外甥原以為可繼承不少財富，但最後他發現史密斯留下的遺產遠比其預期少，原因是史密斯大部分財富都在生時以無名氏名義捐贈了出去，他的動機，可能就是令貧窮人家和需要幫助的人可以脱困，而史密斯在這方面捐贈的數目之大，是在他身故後才為人知悉。不少書本和傳媒都將史密斯理解為一為資本主義和自私行為護航之人，但史密斯的真實行為，似乎是跟這一般人的理解不盡相同吧？
《國富論》寫作動機之一是擺脫貧窮
事實上，根據學者奧達臣（James Otteson）等人的考證，真實世界中的史密斯是一甚具同情心的人，而他寫《國富論》的一重要動機，可能就是在於他認為自由巿場是令大量人可以擺脫貧窮的最有效方法。有趣的是，有人將史密斯和馬克思的生平研究和比較過，得出的答案竟然是，以對工人階級和貧困人士的真實關注和同情度而言，史密斯是絕不下於馬克思。
儘管馬克思提出的理論似乎對人類社會有着這麼大的影響，但對於馬克思的生平，他怎樣對待他自己的朋友、子女、親人，一般人對這都似乎所知不多。因此，筆者曾經有過一個奇想，假如人類對於史密斯和馬克思的生平和事蹟能有深入一點的理解，那人類近百年的意識型態對抗，是可能未必需要持續那麼久，和牽涉那麼高昂的代價。
當年戈爾巴喬夫盤算着什麼？
無論如何，全球的意識型態在1980年代時，是醖釀着重要的轉變，其中一個主要動力來自蘇聯內部。大抵經過數十年的實驗，蘇聯不少有識之士是逐漸意識到，他們行的一套，至少在改善民生經濟方面不是那麼有效。戈爾巴喬夫出生在1931年，古巴危機發生時他31歲，並已晉身蘇聯共產黨的中層。值得留意的是，克魯曉夫在1963年把甘迺迪的和平策略演說內容全篇刊登了在蘇聯Izvestia和Pravda兩張報紙上，是史無前例的，這可能是為蘇聯內部在什麼是有可能這問題上，開了一道門。
但值得留意的是，雖然戈爾巴喬夫是極力主張開放改革，但他不是一放棄社會主義的人。據記載，他跟戴卓爾夫人相處時，曾有過多番的激辯，互不相讓，但最後是雙方接受和尊重對方有着不同的觀點和立場。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的風格和觀點跟以往的蘇聯領導人很不同，而他在削減軍備以及蘇聯對西方的軍事威脅這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積極和主動，是令列根總統和西方政界感到甚為意外。這因此就引伸到一個問題，就是當年戈爾巴喬夫盤算着的，究竟是什麼？
一個錯失了的時代契機？
這是歷史懸案了，很多重要的史料今天尚未被公開。不過，一個可能的情況是：戈爾巴喬夫可能是在籌劃着另一「世紀大刁」，推動蘇聯跟美國和西方在世界和平上合作，也令西方䆁除蘇聯想解放全世界的擔憂，從而令蘇聯可大幅削減軍費開支，然後把國家發展的重點放在經濟民生以及政治改革的問題上。若這是屬實的話，這可能是全球和平格局出現大轉變的一重要契機了？不過，可惜的是這世紀大刁卒之未能成事，而有關發展亦顯示出環球政經格局不少的問題。筆者會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