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是教育評論，很想在太平盛世之中談論教育，雖則即使是太平盛世，教育還是有許多問題須重新思考的。現在是「盛世」可存，太平難求，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提出：認為港獨是思潮，是過甚其詞。當時聽了，舒了一口大氣，覺得這是香港政局的轉機，認清了問題，看準了問題。
馬上，現任特首梁振英急不及待地公開表示，要防止漸入式的港獨，還以台灣為例，因此要防微杜漸。好一個「防微杜漸」論，可以說是梁振英治港政治立場的最佳宣示，這對於如何看年輕人、如何看教育，關係重大；梁振英的宣示，也是對下任特首的否定；對於今後北京中央政府如何看香港的年輕人、如何看香港的教育，關係重大。
本土意識 全球趨勢
筆者於5年前本屆特首選舉的時候，在競選場合對當時的候選人只問一個問題：「請說說你假如當選特首的話，你與北京中央政府的關係，如何定位？」當時每一位候選人都是顧左右而言他；筆者甚至追問：「即使做不到，也起碼有個說法。」可是沒有人敢答。當時就想，說都說不出來，如何當特首？跟着下來的5年，香港社會大變，當然有許多客觀因素， 但是特首如何看待、如何處理、在京港之間如何定位、向北京傳遞什麼訊息、又如何向港人傳遞北京的訊息……都是關鍵。
在內地不斷聽到有人說，香港人要搞港獨，在他們印象中，覺得全香港流行的思潮就是港獨；2014年佔中出現以後，更加認為如此。媒體也不斷出現各式各樣的本土派別和言論，港人要搞港獨的結論，來到內地就更加流行。由於這些派別和言論，代表人物大多數是年輕人，而佔中甚至有中學生參加，於是香港教育便成了「重災區」，於是要緊急研究如何在《基本法》、國民身份、中國歷史等等方面惡補。這裏想提出幾點看法，供即將上任的政府參考。
一、本土意識的上升是一個全球趨勢，可以說是全球化的逆動。籠統來說，全球化帶來經濟、社會、人口、科技等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大家一直以正面的、興奮的心態面對。不過，最近10年左右，人們逐漸感到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是一些發展中的國家、小地區、小群體、小族裔，都很容易有希望擺脫大國、大地區、主流群體、主流族裔影響的傾向。一方面，這是普遍現象，不必大驚小怪；另一方面，也不必因為「政治不正確」而緊張起來。這種現象的出現，需有長時間的演化，才會有自然的出路。
二、本土意識，不等於港獨。港獨的定義，是要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一點，彷彿不必外人指點，這些派別自己也非常着意要劃清界限；港獨、本土、公民抗命、爭取民主、激進民主等等，都是很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香港的特點，任何一件事，10個人可以有10種看法。
國民身份 假以時日
假如相信「資訊決定意識」，這也是香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即使提出港獨的團體，對於港獨也有不同的闡釋。在學生來說，更加不可能要他們準確地界定什麼是港獨；也不可以用「國家」的概念框架來理解港獨。
不過，假如我們把這些意識形態的派別通通歸類為港獨，或者認為是港獨的變種、港獨的偽裝，又或者認為「漸進地」遲早都會變成港獨，那麼，就會覺得到處都是港獨，於是認為要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於是便會採取敵對態度，於是所有的上述派別都會感到受壓，被迫形成同一陣線；於是惡性循環，結果就會覺得港獨在香港是一種洶湧的思潮，須嚴陣以待。
三、1997以前，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港英政府曾經有過非常認真、深刻而細緻的政策，維持政府的統治權威，但是沒有把香港人都變成英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政策的變遷也似乎放輕了表面的風光，而着重民意的建設（筆者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港英政府的認受性〔legitimacy〕建設）。不要說筆者拿着的是沒有國籍的「身份證明書」（CI, Certificate of Identity），就算是拿着香港英國護照的香港人，也甚少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可以說，回歸以前的香港， 香港人是沒有國民身份的；不單如此，也是沒有「國民身份」這個概念的。
從「沒有國民身份」到「認同一個國民身份」，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從「英國國民」轉為「中國國民」，也不是從「香港」身份轉為「中國」身份，而是從「沒有國民身份」轉為「中國國民身份」。這個過程很容易為人忽略；人們往往以為，以前是殖民地子民，現在是中國人了，那是順理成章的。
不過，以前香港人從來不會過問自己的國民身份，現在卻要有一個國民身份的問題，這是香港人需要時間適應的。年輕人尤其如此，不像我們這一代，受過不少「沒有國民身份」之苦，他們會覺得，對於他們來說，「國民身份」是一個「莫須有」的話題；這種思想也可以演化為「為什麼要強迫我要有一個國民身份」。
這種思想，也很容易被誤會成「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再政治推理下去，就會變成港獨思想的證據。
這對於教育是一個嚴重的考驗。一個年輕人的國民身份是如何養成的？這是怎樣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在怎樣的環境和條件下才會發生的？這個「學習過程」是怎樣的？這個過程中，教育起了怎樣的作用？怎樣的元素會正面協助學生逐漸形成國民身份的？又有哪些元素會反而不利學生形成國民身份？若連這些都不研究，只空喊「國民教育」，寄望予省事的簡單措施，正面來說是揠苗助長，反面來說是弄巧反拙。從教育而言，本來是隨着香港的形勢發展而自然而然地發生的，卻反而變成了一個很大的「結」。
鬥爭弦緊 敵人處處
四、香港有關港獨的言論，從來就有，不過只是胡亂的議論，沒有多少人有興趣討論，那是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面點名批評《學苑》一篇文章，才把港獨提高到政策層面。這實際上是為港獨開闢了戰場，也為港獨提供了平台。在當時極為少數的港獨言論，忽然成了天之驕子。讀者也許都聽說過，2015年的《施政報告》令《學苑》需要數倍加印，假如我是港獨支持者，我會非常感謝特首看得起，煞有介事地把我當成擂台對手，是我最好的宣傳力量。
之後的發展，就很難再弄清是誰的責任，反正港獨的雪球在政壇上、在媒體上愈滾愈大。在香港、在中國內地吃政治飯的，一接觸到港獨這樣的話題，當然是興奮萬分，因為有了鬥爭對象，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也不怕把這個「對手」放大，以維持鬥爭的動量。如此，則梁振英的「防微杜漸」說法便正中下懷；如此，就可以把鬥爭的「弦」一直繃得緊緊的。
這種政治心態已經與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心理狀態距離得愈來愈遠了，結果，特首心裏的一套、他在香港的政治政策、他轉達給北京中央政府的，就必然是要把政治鬥爭的弦拉得更緊。不然，若不是防微杜漸，港獨的思潮就會逐漸擴大，變成台獨的局面，於是草木皆兵，到處港獨。
我們這個年紀，也許還有不少人記得毛澤東語錄的第一條：「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對於特首來說，香港是一個充滿敵人的社會嗎？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