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內容中有群育一項，過去和德、智、體和美合稱五育，當然很強調其重要性。群育即是群體教育。人不能離群獨處，好好地發展群性，掌握群性的技巧和要義，當然是重要的。
但思考這個問題，不能單純附和，當中也需要一些批判思考。群性重要，但要面對怎麼樣的一個群，也不能忽略。宋朝歐陽修的《朋黨論》就把朋黨（即群體）分為「以同道為朋」的君子朋，和「以同利為朋」的小人朋。
據說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少年時一次生日中，他的祖母送了一本書給他作禮物，並在扉頁上寫上「毋從眾作惡」這樣的句子。
這是一種教導，當然也是一種期待。但邏輯分析，「從眾」就是和群體有好的團結關係。但「從眾」未必會為善，卻更可能會「作惡」。而且單獨「作惡」，其「威力」一定不及「從眾」。「眾」可以說是一個群了，會有作惡的可能，這便會深刻了群育的意義。
戒懼群眾
對群眾的戒懼，不單在西方，我國古代也是。孔子是出名的教育家，提倡有教無類，但他最憎惡兩種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論語．陽貨》）、「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論語．衛靈公》）
前一句指的當然不一定是群體。但一個人長期飽食終日，最終應該會找些志同道合的人才會感到暢快。所以「獨食」最終會演化成「群食」，應是合理期望。而且真要這樣，才容易「終日」加「無所用心」。至於後一句，「群居終日」要合群，應是沒有懸念了。這兩類人，孔子眼中是「冇得教」，所以擇群很重要，不是一句發展群育可以掩蓋一切。
此外，孔子對結黨行惡的行為也是很反感的。《論語．為政》：「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意思是說：君子要莊重自尊，不與人爭強鬥勝。要和群體相處，卻不應結黨營私。群本身是中性的，沒有故意遠離的需要。但一旦中性的群變成了有利益私心的黨，藉着群體力量去謀私，就要警惕了。慣常說黨同伐異，就是指一些沒有獨立思考而按着群體好惡去判斷是非的，這是一個貶詞，也是群體被利用作為謀私的器具。
眾人皆醉我獨醒
其實堅持原則，和流俗抗衡，古往今來，製造了不少優美生活篇章。就拿屈原做例子。《楚辭》中有一篇《漁父》，很早已被斷定不是屈原的作品。但《漁父》中卻出現一個很鮮活的屈原形象和他的處事原則的討論。屈原被流放，在湖邊躑躅，「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有這樣的結局，究其因，就是屈原自己說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這就是離群的代價和結局。屈原好歹都是一個有理想的知識份子，但他的遭遇卻遭到可能是目不識丁的漁父奚落：「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既然世人都混濁，你為什麼不也順勢翻攪水底的污泥，掀起水面的波浪？既然大家都醉，你為什麼不也吃些酒糟，喝點薄酒？）先不要質疑為何漁父可以說出這「文縐縐」的說話，但他說話的內容，很顯然是很隨俗的——哪裏有利益就去哪裏啊，何必計較這麼多？但一個「從眾作惡」的群體，屈原既鄙視，也遠離，情願堅持理想。屈原的下場怎樣？不用多講，連小學生也不會不知道。但是，教學內容中，沒有人會把屈原確立為壞人、惡人，他的事蹟被傳頌，甚至流芳百世。但這又算是甚麼樣的群育呢？
當然，現代社會是被認為「識人好過識字」的社會。「識人」就要隨俗，就要合群，甚至有時要不講原則。但這些，都應是存諸個人腦海中的思緒，不能見諸教科書中的。
其實太倚重群體，或由群體帶動而做的各種勾當，眾所周知，好壞參半已很難得，嚴重的甚至會演化成各種欺凌。「不要集體欺凌同學」，由小學開始訓導主任都時常教導學生。但要「時常教導」，就知道事情是撲滅不絕的。
我不反對群體，也不反對群育。但一想到某種形式的群體，就有些驚恐的感覺。學校每天都示範着如何推動群育，但推動前最好也要做些「學術」分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