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大宗師》把人生做了很簡約的概括：「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意思是說，造物者替我製造了一個軀殼，用生活使我勤勞，用年老使我閒適，用死亡使我歇息。莊子又在同一篇章中做了這樣的比喻：「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很多人把「相呴以濕，相濡以沫」美化，指一家人同在困難的處境裏，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幫助，只為了保住生命。如果再想得浪漫些，一對戀人或夫婦大家面對患難，同心協力共同克服困境，以企待美好的明天。其實這曲解了莊子的意思，這兩句只是刻劃一些人面對窘境能力的局限，用濕氣和唾沫互相扶持，是很無聊的舉措，因為你汲汲於求生，其實正受着造物者的愚弄。這兩句其實是要突出「相忘於江湖」所代表的絕對的自由，真正意義是莊子下文所說的「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這裏所說的「相忘」或「兩忘」，意義都一樣，一方是代表我，另一方是代表渾浩無涯的造物，大家都能互相忘記，那就甚麼都不會牽掛於心。那管是被稱為賢能的堯，和被稱為暴虐的桀，都不再讚譽和非議了，更何況是個人的得失呢？這是處世的一種方法，甚而一種境界了。
陶潛及柳宗元的相忘境界
晉朝大詩人陶潛寫過一首《閑情賦》，表達了人生在祈求與失落之間的無奈。生命短暫，好比早晨太陽出來，但未幾已是黃昏。人的一生都不過百年，但當中歡樂日子少，悲哀時節多。陶潛設想十種願望，但都一一化為虛妄。人生到此，應是絕對的悲觀了。但在整篇作品充滿惆悵與蒼涼的情調下，在篇末作者卻迎來一點點生命的曙光：「迎清風以怯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召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甚麼令作者突然有着積極的生活態度？這就是大自然。「清風」、「歸波」是寄情的對象，優美的詩歌也可洗滌心靈，而最重要是把各種被視為生活憂慮的事物，用坦然無視的方式來對待，把心情寄託到遠遠的大自然去。這當中是否也有物我「相忘」的意味？
應該記得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寫過一篇《始得西山宴遊記》，寫他發現西山景緻的喜悅。但不要忘記，柳宗元被貶永州，差不多兩年才真正「發現」當地最高而又最出名的西山，才有「始得」之遊。是否很不合邏輯？我不敢說，但最重要是作者透過這篇文章想表達甚麼人生觀。篇章的開頭作者不是說他「居是州，恆惴慄」（居住在這地方，內心不停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嗎？這種莫名的恐懼，間歇可用和同伴遊山玩水醉卧而夢來稍稍沖淡。但真正能紓解內心鬱結的也只有大自然。柳宗元是用何等真情流露的筆觸來抒寫個人的得着：「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只有這種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的感覺，才能令他不再糾結於人生際遇的抑鬱，而真正放開懷抱，能「坦萬慮」，甚至連絲絲的恐懼感也應蕩然無存了。這也應是「相忘」的最高境界了。
柳宗元因被貶官而恐懼，蘇軾貶不貶官，政敵都拿他來做攻訐的對象，就是生命也受到極大的威嚇。他在《黃州安國寺記》述：「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元豐二年（公元1079，東坡43歲）不過是蘇軾生涯的一個轉折點，但卻是他思想轉化的重要年份。這年他到黃州任官，對自己的官場遭遇做了一次大盤點。他反復思量自己的行為，了解「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這回他大徹大悟了，明白「道不足以禦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碰巧黃州城南有一精舍名安國寺，寺內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這對蘇軾是很大的吸引。他「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這真是一種思想的解脫了，特別是「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無欲無求，政治上的失意終歸不值過於介懷，而把生命寄託於光風霽月中。蘇軾生平幾篇重要的詞和賦創作都在這段時間完成，不是沒有道理吧！
「相忘江湖」、「坦萬慮」、「與萬化冥合」和「物我相忘」，都是處世的方式，相同處是忘記俗世中的人事糾葛，把心境寄託於虛無但寧靜的精神世界中，從中得到安息和恬淡。塵世間引誘太多了，人也太有機心慾念，有時甚至把自己也出賣了。
文學家看似不能創造政治或經濟上的偉大勳業，但他們有的是充實的學術修養、豐富的人生經驗，而最重要是有一種對人生世相的透視力，在逆境之中能夠看破。這點點抗逆的經驗，對後世人是很值得珍惜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