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地訪問，經常聽到要向美國學習、跟德國取經，近幾年，又經常聽到要以芬蘭為榜樣；內地雜誌也經常報道哪個國家出台了什麼計劃，或是什麼政策，它們對國外教育動態的注意，相信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比擬。不過，大多數是作為先進經驗來介紹的，甚少帶有批判意識；那潛台詞也是很強烈的：歐美經濟先進的工業國，他們的教育也是先進的，而且好像着着都先進。
在倫敦教育研究院念博士的時候，筆者的系叫「發展中國家教育系」（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導師 Peter Williams 經常到非洲國家做顧問，也做過香港政府的顧問，是教育規劃的泰斗。同學有相當一部分來自非洲，也有來自印度、馬來西亞的，都是前英國殖民地。
教育規劃 英美展先
同學有馬拉維的規劃部長、肯尼亞的總督學、尼日利亞的教授等等，但是教授沒有一位擔任過國家的教育要職，更沒有參加過英國的教育規劃，甚至幾乎沒有人在本國教過中小學。
並排的一個叫做「比較教育系」。香港教育學院前院長、去年末剛在香港公開大學獲頒榮譽博士的許美德教授（Ruth Hayhoe），在港大取得教育文憑以後，當時就是這個系的博士生。那時候的比較教育，問津者不多，但是出名的學者如Edmond King，會真正深入別國民間，體現當地學校生活，歸納深層的文化比較，影響深遠。而且研究的往往是發達的鄰國。與後來靠宏觀數據過日，空降到發展中國家指點人家策劃的「國際專家」，不可同日而語。
那是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想：凡是來自英國的，都是先進的。英國的教授到過許多國家，因此也獲得比較普遍性、超越國界的一些知識，因此在學術上就很有優勢。反正那個時代，所謂學術水平都是以英美為標準。
那年，參加了倫敦教育研究院的百周年慶典，他們邀請了來自不同年代的畢業生，才知道我們那個系在1940至50年代叫做「殖民地教育系」（Colonial Department）。那時候，「殖民地」大概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一個詞。中國的第一代比較教育學者，當時杭州大學的王承緒，就是那個時候的碩士畢業生。
空降專家 指手畫腳
由於形勢變化，到1960年代，大概因為「殖民地」變成了一個貶詞，系也改名為「熱帶國家教育系」（Education in Tropical Countries）。現在聽起來有點滑稽：不好說是「落後國家」，當時又還沒有「發展中國家」這個帶點尊嚴的詞，而恰恰這些國家又都是在熱帶，於是選了這個不帶政治色彩的名字。
自從1970年代開始，一直到1990年代，那是發展中國家教育發展的大時代，也是國際機構在教育上面大展拳腳的年代。
當時關注的是宏觀的全國性教育系統的建設，教育規劃大行其道，造就了像 Philip Coombs（國際教育規劃研究所的創院院長）、George Psacharopulous（做過近80個國家的教育回報率）的國際專家，都是大系統、大數據、經濟分析、全國統籌。在這當中，世界銀行起了樞紐的作用。
而所有這些國際項目所聘請的「國際專家」，幾乎全部是來自英國、美國，也有來自歐洲的學者。他們的大多數都沒有參與本國教育規劃的經驗，大多數都對本國的教育沒有認真研究過，也大多數沒有在學校教過書。這些「國際專家」成為了國際項目的主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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