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9年起，我參與了不少直接或間接與教育有關的出版工作。這年，在李林建華老師的安排下，我加入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屬下的中文出版小組。若干年後，她離開時，把主席的棒交了給我。
1975年秋，司徒華想辦一本教育雜誌，已獲現代教育出版社的股東李耀波和黃福鑾答應作財政和行政上的支持，朱溥生（筆名阿濃）和李百強允諾供稿及協助組稿和編稿。他希望我也參與其事。經過深入討論之後，我們決定也邀請 Arthur Hinton 加盟，負責英文稿件的編撰工作。我們跟出版社商議之後，決定出雙月刊，以中文為主，也登英文稿，它的中、英文名字分別是《新教育》和 Living Education。
出版社答應放手讓我們這個五人小組全權處理編務，而我們自己內部的安排則是溥生當中文編輯、Arthur 當英文編輯。我掛名當總編輯，實際的職務是負責行政工作和在編務上協助他們兩人。李百強作為公務員，不便出面。創刊號在11月1日出版。坊間的反應不太差，但銷售始終未如理想，每期只賣千餘本。出了十三期之後，出版社便打退堂鼓了。1978年元旦，第十四期面世後，《新教育》就「完蛋」了。
轉移陣地到《華僑日報》
從1975年秋到1977年底，《新教育》同仁經常在我家聚會，或討論問題，或選、編稿件，或招待作者，很是熱鬧。停刊後，司徒、朱、李和我四人轉移陣地到《華僑日報》。司徒華跟該報教育版的編輯袁家琳聯絡好之後，交阿濃跟進，由他組稿。專欄定名為「教育一週」，我的筆名是「張允之」。原則上是輪流執筆，每四周一篇，每篇在1500至2000字之間。1978年春，我因金禧事件寫了一篇約3000字、題為〈從兩種教學法說起〉的文章，但編輯認為內容過於敏感，不予發表。這篇文章後來先後在6月底出版的《金禧特刊》和7月初出版的《立基》原文刊出。7月中，我稍加刪削之後，又讓《明報》連續三天，以讀者來函的形式重刊這篇文章。有趣的是，這時《華僑日報》教育版也大事報道我這篇文章了！
金禧事件平息之後，我們決定放棄《華僑日報》這塊園地。七、八十年代之交，各大報章競相向教師招手，邀約稿件，阿濃遂夥同幾位《新教育》的作者於不同時間在《大公報》、《文匯報》和《中報》開設教育專欄。我因為曼儀放長假，去了美國做研究，要兼顧家務及兩個女兒的起居和學業，又要籌劃宿舍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所以暫時局部引退，只間中以筆名「馬宏」為《大公報》寫過三幾篇。1981年5月，他們移師《信報》，在該報副刊定期寫教育文章，除星期日外，日日見報，並定名為「教育眼」。八十年代下半頁起，我也頗常供稿（後期改用筆名「風雨雲」）和參加它的活動，直至1994年中，移居加拿大之後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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