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底，我去維也納參加了一個「不同信仰間的對話：政治決策中的全球倫理觀」小型會議。參與者共30人，一半是退任的各國政府首腦，一半是來自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高層專家（high-level experts）。會議中有印度人和中國人各一名。這位印度人在印度很有聲望，後來知道中國內地也有不少人知道他，稱之為古儒吉（即 Guruji 之音譯；意為大師）；他的發言引起不少回應。我不是宗教人物，也不是儒學專家，但我在發言時用漢語背誦並派發了中、英文印的《禮記・禮運・大同篇》，簡單解釋了孔子以降的中國政治理念，也頗受大家注意。
會議的正式宴會是維也納市長在市政廳為剛過95歲壽辰的德國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賀壽。法國前總統德斯坦（V. Giscard d’Estaing）在席間以英語致頌詞，高度讚揚施密特的遠見與品德，並且引用孔子的「仁者先難而後獲」作為結語。
訪印緣起
9月裏，我收到印度基金會（India Foundation）的邀請函，請我12月19-21日參加在果阿（Goa）舉行的印度建言閉門會議（India Ideas Conclave）；接待委員會的主席是 Sri Sri Ravi Shankar，就是半年前我在維也納認識的那位大師。（在印度名姓之前冠以”Sri”是尊稱，”Sri Sri”是更高的尊稱，意為備受尊敬的大人）。此外，Sri Sri Ravi Shankar 還請我與其他十幾名參會者先到位於印度南部的班加羅爾（Bangalore），在他創辦的生活的藝術靜修院（The Art of Living Ashram）小住三天。
收到邀請函後，我立即改變了原有的計劃，決定第七次去印度。
我的迅速決定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國。全世界穿棉衣、用蔗糖、吃雞肉、下西洋棋、擲骰子、用十進位數字的人都要感激古代印度人；而凡是穿戴絲綢，吃豬肉、用煤生火，使用紙張、用水牛耕田的人就得感激古代中國人。從16世界開始，中、印兩國分別遭到歐洲殖民勢力的侵略和掠奪，20世紀中葉又分別走上自主和復興的道路。展望21世紀中期，半年前在維也納開會的退休政治人物和專家學者都認為中國和印度將要振興，世界格局將會因而改變。
第二，中、印兩國近年來都在嘗試改革與創新。兩國都面對不少困難，其中包括如何對待自己的文化傳統——既要克服某些有礙社會發展的舊風俗、舊習慣，又不能與傳統完全決裂。
第三，中、印兩國都是人口大國，雖然仍欠發達，卻已經都是經濟大國。許多人預測，不要20年，全世界第一、第二、第三大的經濟體將會是中國、美國和印度。美國總統歐巴馬近來頻頻出訪，和中、印兩國的領導人連續會面就說明了中、印兩國在美國決策者心中的分量。
第四，中、印兩國是永遠的鄰居。但是中國人一般人對印度的認識非常模糊，而一般印度人對中國的認識也很有限，而且似乎比較傾向於負面。這對發展中、印的關係，造福兩國人民是不利的。
本文以及隨後預備發表的幾篇文字就是由以上幾個理由驅動的。和對中亞，中東以及歐洲不同，我對印度的認識過程沒有包括長期的和系統性的閱讀，所以這些文字對於印度這頭「大象」很可能只是摸到一部分，還希望讀者中的方家不吝賜教。
班加羅爾和軟實力
班加羅爾（Bangalore）是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 State）的首府，也是印度第三大城市，人口大約850萬。我第一次到班加羅爾是2003年初，因為它是印度的工業中心和科技中心。我參觀了印度科學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創建於20世紀初），塔塔基礎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印度最大的塔塔工業集團出資興辦，1954年由尼赫魯總理奠基），以及新建的科技園裏的幾家生物科技和資訊科技公司。這些年來，全世界不少人才和資金都流入了班加羅爾的新區，使它成為一個重要的軟件中心；班加羅爾也以亞洲的矽谷自況。
班加羅爾的經濟發展在最近十年又有了相當的進步。但是，班加羅爾科技園以及它附近住宅區的環境和市內的一般居民區相比，只能說印度科技精英分子獲得了優厚的報酬，也說明了印度貧富懸殊仍然嚴重。但是，與其他印度都市比較，班加羅爾市民的文盲率已經算是很低了，貧民窟比孟買、加爾各答、金奈要少得多。
假如說孟買因為在英國殖民時代享有資金和技術優勢而成為印地語（Hindi）電影業的中心，以至於今天的”Bollywood”（Bombay-Hollywood 兩字的合稱）是印度軟實力的一個表現，班加羅爾的宜人氣候和社會氛圍則使它成為修心養性的好地方，因而表現出印度軟實力的另一方面：瑜伽、默想和靈修。
The Art of Living Ashram 為最大非政府組織
我12月16日淩晨入住的生活的藝術靜修院（The Art of Living Ashram）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它的創始人 Sri Sri Ravi Shankar 出身於印度南方的一個上層家庭，四歲就能背誦不少梵語的吠陀經文（Vedas），後來受教於曾與甘地一起組織非暴力運動的導師；大學畢業時他得到的是物理學和吠陀文學雙學位。25歲那年（1981）他創立了 The Art of Living 這個具有印度教根源但又不是宗教性質的非牟利、非政府組織。經過30多年的發展，The Art of Living 已經是印度最大的非政府組織。
這次和他相處三日，感受到他的隨和作風與個人魅力。除了是精神領袖，他也是個有雄心的企業策劃者和管理者。白天他要會見川流不息的訪客，晚上在廣場上又與成千上萬的群眾用多種印度方言和英語對話。所有這些活動加上他的 twitter 都迅速在互聯網上傳播；印度許多城市的公共場所也有顯示他肖像的 The Art of Living 廣告。說他在印度家喻戶曉應該不是過分。
Sri Sri Ravi Shankar 在瑜伽鍛煉中創造了自己的吐納法和默想法；他以此為基本課程建立起生活的藝術靜修院。思想上，他宣揚無壓力，無暴力，宗教寬容和人文精神的世界；行動上，他經常奔走於有暴力衝突的地區（如伊拉克的庫爾德地區）。在印度，由於他有千百萬的追隨者，也與當前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JP）上層頗為熟絡，所以享有很大的影響力，被認為是印度的和平大使（Ambassador of Peace）。又由於他的生活的藝術（The Art of Living）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國際組織，在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分支機構，他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的聲譽；一些西方人甚至用對天主教皇的稱謂”His Holiness”來稱呼他。
12月18日晚，The Art of Living 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聖誕晚會。我們這些從外地請來的嘉賓以及附近伊斯蘭教的幾位領袖，還有天主教班加羅爾教區的助理主教等人都被請到一個精心佈置的大舞台上就座，兩位很有經驗的司儀主持這場至少有5,000人參加的晚會。The Art of Living 創辦的免費小學的合唱團用英語唱西方人都很熟悉的聖誕歌曲。台上的嘉賓，如荷蘭、斯洛維尼亞、約旦和立陶宛的前總理，現任歐洲議會的一位德籍重量級議員，比利時的前任副議長都輪流被請到舞台中心講述他們的感受；挪威奧斯陸的前任路德宗主教（現任諾貝爾和平獎推選委員會委員）也做了簡短又很恰當的講話。正當我慶幸自己不屬於任何宗教，因而不必講話時，司儀讀出了我的名字，把我請到舞台中心的擴音器前面！
班加羅爾的人口中，大約79%是印度教徒，13%是穆斯林，6%是基督教徒，1%是耆尼教（Jainism；比佛教更早從婆羅門教蛻變出來的不殺生、堅持素食的宗教）。班加羅爾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大致與印度全國的比例一致，班加羅爾的基督教徒的比例則比全國要高。那天晚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代表們無一例外地盛讚主人的德行和智慧，並且大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道理。Sri Sri Ravi Shankar 講話時，提到前一天在巴基斯坦恐怖襲擊中喪生的200多名學童，向他們的家人表示沉痛的哀悼。
印度和巴基斯坦有過多次軍事衝突，國內也有宗教裂痕，而且曾經屢次出現暴力衝突，但是就整體而言，一個多語言、多宗教、多地域和多種姓（castes）的人口大國能夠在獨立後68年間維持整體的社會穩定和經濟進步，這不能不說是印度的奇跡。許多人認為印度終將崛起於南亞次大陸，正是因為印度有一個其他國家無法模仿的宗教和社會傳統。這就是它的軟實力！
下文預告：對印度未來發展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