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
（五）香港華資由英人溫室轉向中國洪流，經營和管理要直接面對七重天
中國傳統重農輕商，近世趕現代化，重實業/工業、輕商金融財，在香港百多年得法治「溫室」保障，享受到中國歷史上沒有的自由發展空間，創出世界級財。香港回歸中國洪流後，經營和管理要直接面對七重天，最高層到最基層都要在中西文化、體制和標準中走出一條路，融匯中西的經營法和管理法。這是一個文化互相改造、互相損耗和互相轉化的過程，成敗在於中西文化思維及人文因素與企業管治與管理的適當比例的組合。
（六）華商人文貧乏未補課卻被委治港重任，董建華顛覆英人治港
中國粗淺認識香港，唯心主觀為香港定性為「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沒社會實體性、只有專業功能性」，認為英人治只是全民「唯利是圖」、圍繞着商業利益任由由上而下的專制式「行政主導」。不論是經濟城市或政治城市；不論是有或沒有社會實體；不論是不是專業功能性，中國都沒深究其內裏和原理、邏輯和規律、人文內容和內涵。中只從這種唯心主觀願望出發、叫港人按「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沒社會實體性」的定性做人。華商人文貧乏未補課卻被委以治港重任；董建華「商人治港」，不知底裏卻要超越英人將香港當作一盤生意。
董建華的經濟超越英國只是任務之一，屬較低層次；更高層次的任務是（苦口婆心下令）港人「歸心、同化」。他不是簡單低估治港難度，而且只知中國對要要求、不知香港為何物，完全無視、不知中港之間的政經社會人文差異與距離，只執迷於中國千百年的文化意識、表忠和身份認同，但把問題看得太簡單，根本不認識問題，只是呼籲港人改變「思想感情」，實務上卻連英人百多年成型體制和慣性運作也開不動。五年間內內外外大中小政治、非政治危機處理不了，不斷諉過卸責。
英治的積極不干預是政府決定，什麼時候以不干預為主、以干預為輔，什麼時候以干預為主、以不干預為輔；不論干預或不干預，政府都宣稱是不干預，堅稱香港向世界開放，由企業自己直接接受世界經濟的正負挑戰、淘汰，從滅中再生。董建華治港，由全權全知全能出發，以無知為全知，因無知而先驗認定目標必達，因必成而必行，差不多等於把英人的「積極不干預」方法倒轉過來，變成「無所不積極干預」。
英人百多年治港成功但仍學習開放，不強求港人膜拜和頌讚；中國1997後對港未成功，1949年後有太多失敗和失誤，卻要港人膜拜和頌讚，董建華連問題也不知卻自命知道答案，先驗認定自己必然正確和必成功。
（七）五年自治困境
80年港人和中國的「九七關」；中國的「後九七」構思及政制的四不像，其強弱及謬誤；治港幾種人的文化貧乏；董建華治港的超級「文化唯心主義、主觀主義」。四不像政制的運作引發各派由制度設計到制度運作的多層衝突，再引發幾十年中港關係及深層根本人文價值觀矛盾。香港政府的經濟角色、政治、道德文化角色的轉變。2000年 IT 泡沫，政府大力鼓動，接上西方的泡沫水尾。全社會「政策導向」，大中小商家、左中右政黨、上中下各基層，教育、專業、等各行各業，都在爭這爭那，爭吃「政策飯」。困境中的兩種「香港論述」的互濟互補和相生相剋。香港中產者的虛實，往何處去？香港 AO 文官的虛實，往何處去？香港經濟往何處去？香港教育往何處去？香港知識界往何處去？香港往何處去？
（八）出路前提
香港與中國的不同歷史階段（中國千百年「前現代」傳統社會，香港「類現代」社會）和不同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香港「中後期資本主義」，中國在初階）造成的中港兩種「香港觀」、「中國觀」和「世界觀」。
200年中國備受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的壓力和衝擊，瀕臨生死存亡，慘痛備嚐；香港自由港因鴉片戰爭而開埠，開始百多年一波波慘痛經歷，成為香港「原罪」。中國對香港，一如中國對西方，正正反反情結糾纏不清；分別在於，對香港中國（主觀上）可以「以我為主」，排他式全面主宰和操控，97前規劃、97後全面實施。客觀上，中國對香港和對西方，都不是完全以中國的主觀願望和意志為轉移，而是受制人類共通的現代性、客觀規律和歷史進程。中國對香港的唯我、排他式「以我為主」全面主宰和操控，等於與「人類共通的現代性、客觀規律和歷史進程」對峙。
中國以其龐大體積及發展速度，以初階的辦事方式反過來主導香港的「類現代」中後期社會。香港在中國的定位和出路： 21世紀兩種「香港論述」的互濟互補和相生相剋。香港再起條件：（1）中央明白及肯定香港的文明優勢位階，明白及肯定香港的文明優勢位階正是中國發展的試驗田，明白及肯定香港居於先進位階的現代文明體系正是中港的共同地帶；中央以明確方式宣布這個新立場，鼓勵港人完整這些優勢。（2）香港人（政經教育學術界）明白及肯定香港的文明優勢位階，把這些優勢應用於工作上，又在工作上保育這些優勢；並且設法多方多層次和中國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