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新亞書院前院長、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教授應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的邀請,11月7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演講,講題為「談中國近代史書寫:重讀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1895─1965)為民國著名學者暨外交家,學術和政治是他畢生的兩大志業,治學方面,因其後半生投身於政治,無法完成其史學上的大願,但其僅有5萬字的《中國近代史》,卻成為傳世之作。金耀基教授的演講以這本《中國近代史》為中心,分享對蔣廷黻其人、其書的看法。
國史教育中心校監丁新豹教授表示,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寫他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看法,可謂字字珠璣,其中有幾句話令他感受很深,第一句是「……戰敗以後而仍舊虛驕……或是服輸不圖振作,不圖改革……那就不可救藥了」;第二句是「在近代的世界,敗仗是千萬不能打的」,因為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到1861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再敗,20年過去了,才有所謂「自強運動」,戰敗國之悲慘可見一斑。
蔣廷黻思考如何建立中國現代文明
金耀基教授在演講中指出,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在1938年首次出版,距今已經82年。這一年正值七七「蘆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的第二年。「最近有書局要重版,邀我為之作序。我寫了。這個序也收錄在我最近出版的新書《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中華書局,2020)。」
他指出,蔣廷黻說的「近代化」(現代化),目的不僅為了國家富強,最終是要思考如何建立中國的現代文明。因為過去的中國是農業文明,現代化後是工業文明,現在是工業文明後期(科技文明也是工業文明)。這是兩個不同的文明轉變。因此,現代化的目的,是建立中國現代文明秩序。
這位85歲的社會學家指出,《中國近代史》出版時,正值國家遇到大危機的時代,因此這本書寫的不僅是過去百多年的歷史,也談到中國未來的發展。書中認為中國是有前途的結論,在抗戰初期發揮了振奮人心的作用。
出版了《中國近代史》之後,蔣廷黻便沒有再寫歷史書了,因為他參與到國家的外交工作上去。金耀基教授認為,蔣廷黻一生的志業,可以分為兩部分,「一個是學術的,一個是政治的」。
「1935年,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加入國民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1936年至1938年任駐蘇聯大使,一生關注民國的外交事業。1938年回國,當時陶希聖、吳景超和陳之邁決定編輯一套《藝文叢書》,每冊 3 萬到 6 萬字,邀請蔣廷黻寫一冊,他只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寫成了5萬字的《中國近代史》。」
從1938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蔣廷黻沒有一天脫離國民政府公務人員的行列,因此沒有時間執筆寫歷史。1945年,國民政府成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蔣廷黻任署長,李卓敏(後來的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任副署長。不久,又獲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任內提出「控蘇案」(控告蘇聯違反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最為著名。該條約終在1952年2月25日廢止。
1961年11月,蔣廷黻改任駐美大使,兼任駐聯合國代表。他原想退休後回到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繼續完成中國近代史的巨著。可惜1965年退休後,同年病逝紐約,沒能達成回到學術界的願望。因此,這本只有5萬字的《中國近代史》便成了蔣廷黻的代表作。
蔣廷黻早在清華大學的時候,就打算花十年時間,寫一本中國近代史。他為1949年版《中國近代史大綱》撰寫的〈小序〉中表示,「(1938年)我在漢口的那幾個月,身邊圖書雖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機把我對我國近代史的觀感作一個簡略的初步報告」。因此,金耀基認為,《中國近代史》是蔣廷黻「厚積薄發」的牛刀小試。
他指出,蔣廷黻之前,中國沒有所謂近代史。因此他被譽為是近代中國研究「一個開山的人」,其收集大量歷史檔案、找尋原始資料做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觀念,開創了新的風氣,將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新的境界。
除了《中國近代史》,蔣廷黻還著有〈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琦善與鴉片戰爭〉等文章。
金耀基說,蔣廷黻是第一個肯定李鴻章是十九世紀同(治)光(緒)年間最大政治家。
蔣廷黻認為,「西洋在中古(時期)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面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但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令西方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金耀基指出,「孫中山革命時還沒有nationalism,即使排除了『天朝』觀念,亦只有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八年抗戰強化起來的」。
蔣廷黻提出:「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 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中國「近代化」的4個救國救民方案
能不能夠現代化,是大哉問。《中國近代史》一書提出中國「近代化」的4個救國救民方案:
「第一個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可惜,自強運動進行得不徹底,第一次國防近代化功敗垂成,金耀基指出,1895年甲午戰敗,是整體管理水平的不行。
「甲午以後,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最後達至君主立憲。金耀基一語道破君主立憲行不通的原因:皇帝是滿人,慈禧死後,內閣又是滿人,但當時革命黨的口號已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蔣廷黻又指出,「拳匪(義和團)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的方案」,不過,金耀基並不同意這個觀點;慈禧太后對洋人恨之人骨,而載漪、剛毅等清朝重臣竟相信義和團「神功護體,刀槍不入」,慈禧主動向八國聯軍宣戰,最終簽訂了《辛丑條約》,賠款4.5億兩,超過當時中國3年GDP。蔣廷黻也坦言,「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拳匪的慘敗是極自然的」。因此,金耀基說:「史識太重要,沒有不行」。
蔣廷黻提出的第四個方案,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金耀基解釋為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國政分三階段,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革命政黨掌政後,要有「退場機制」。
按當時民國的語境,蔣廷黻給了《中國近代史》一個樂觀的結語:「目前的困難是一切民族在建國的過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們謹守中山先生的遺教, 我們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一個「初步報告」竟成了傳世之作,相信是蔣廷黻始料不及的。然而,如果沒有深厚的史學功底,沒有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長期積累,沒有對近代史近 10 年的整體思考,蔣廷黻怎麼能在圖書資料匱乏的情況下,以不足三個月時間寫成此書呢?因此金耀基說,《中國近代史》是蔣廷黻「厚積薄發」的牛刀小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