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流聚與香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若細心回顧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最為可靠且較易吸引的,其實是海外華人資金,這一方面是因為海外華人經濟實力不容低估,資本雄厚,且需尋求多元出路,香港資本市場長期均屬他們多元投資的重要一環。

承接上文:〈經濟轉型與香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4-1

資本是刺激經濟發展、活動工商百業的血液,缺乏資本的經濟和商業,難有生命力與發展可言。從歷史看,香港的發展,除了高舉自由市場、定位國際貿易轉口港下聯通華洋中外,確保資金自由進出、來去自如的制度,更讓其發展為資金聚集及進出的重要管道,奠下日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自開闢為自由貿易港後,華洋資金逐漸流入,初期主要是配合或支持轉口貿易的資金流動,後來出現另一特點,那便是成為海外華工把積蓄滙寄回鄉,養活家人、買田置業的資金流轉,俗稱僑滙。無論貿易資金或僑滙資金,兩者不斷強化,令香港逐步建立起連通華洋內外的主要資金流通管道。

1890年代確立了制度化資本市場,即股票市場的建立,此舉有助資金落腳聚集。(Shutterstock)
1890年代確立了制度化資本市場,即股票市場的建立,此舉有助資金落腳聚集。(Shutterstock)

清亡及二戰後資金流入避險

當然,更為重要的發展,是1890年代確立了制度化資本市場,即股票市場的建立,此舉有助資金落腳聚集,從此企業有了融資集資的平台,公眾亦有投資交易渠道,打通了社會內資本散聚互通的任督二脈。至於香港地小人稠,地價租金長期持續攀升,乃吸引不少資金投入其中,強化資金聚集。即是說,無論轉口貿易資金或僑滙資金,均帶動巨大資金流動,香港的股票及物業市場,則逐步成為吸納投資者的重要場域,資金的流動和積聚相互配合,令香港資本市場不斷壯大,逐步確立了區域性資本市場地位。

清室覆亡,民國創立,唯中華大地並沒迎來和平昌盛,不久便呈四分五裂、軍閥割據格局,因此促使不少資金流到香港避險。1935年,港元脫離銀本位,採用「英鎊滙兌本位」的貨幣局聯繫滙率制度,更令港元直接與國際金融貨幣市場接軌,奠下後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抗日戰爭爆發後,無論海外僑滙資金,或是國內資金,轉到香港避險者更多,香港因此成為「資金避難所」,主要原因與香港社會較穩定,且始終堅持資金自由進出、不作太多監管等特點有關。

二戰後,由於中國大陸變天,香港不但吸引移民湧入,更有資本與生產設備停靠。與此同時,貿易禁運後,又吸納海外華人本來打算滙寄返回家鄉的僑滙資金,令香港的「資金避難所」地位進一步鞏固,而那些資金因此成為支持工業和地產發展的重要力量,締造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

1970年代初,香港股票市場開放,出現四個交易所 (俗稱「四會」)鼎立局面,令資本市場因激烈競爭而脫胎換骨。(Wikimedia Commons)
1970年代初,香港股票市場開放,出現四個交易所 (俗稱「四會」)鼎立局面,令資本市場因激烈競爭而脫胎換骨。(Wikimedia Commons)

1970年代初,香港股票市場開放,出現四個交易所 (俗稱「四會」)鼎立局面,令資本市場因激烈競爭而脫胎換骨,隨後股災雖給其發展帶來衝擊,但到1970年代中逐步走出低谷後,又再次壯大並十分興旺地發展起來。就在那時,馬來西亞政府推行「巫化運動」,藉以提升馬來土著在經濟與金融上的地位,當地華人資本力量遭到削減, 因此促使不少馬來西亞華人資本 (也包括其他東南亞國家) 湧到,形成「南洋幫」,香港再次成為「資本避難所」。

無論南北轉口貿易、華工出洋或僑滙回鄉,南洋幫均是極為重要的力量,那時資金及企業到港,促進了香港股市樓市的重大發展,曾出現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一片火紅。唯1980年代利息高企業,則窒礙了兩者進一步發展。1982年,戴卓爾夫人訪華,尋求延續香港殖民統治,其舉動遭鄧小平嚴厲反擊,觸動股市樓市急速回落,以怡和洋行的英國資本帶頭撤資遷冊,給資本市場帶來巨大壓力。

不過,以南洋幫為主的海外華人資本那時仍看好香港前景,於是人棄我取,持續增加資本投入,加上內地資本同時大舉進場,物業市場隨後輾轉上揚,四會合併又有助提升股票市場效率,因此迎來了往後資本市場的更大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至此全面確立。

在中美角力、戰後地緣政治變遷,歐美不約而同限制中國工業貿易科技金融通訊等發展,對資本流往香港難免諸多設限。(Shutterstock)
在中美角力、戰後地緣政治變遷,歐美不約而同限制中國工業貿易科技金融通訊等發展,對資本流往香港難免諸多設限。(Shutterstock)

香港回歸前後,資本市場仍深受不同資本力量的流動與聚散所牽動,衝擊包括東南亞諸多國家在內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亞洲金融風暴」,便是主要例子,自由開放的香港資本市場,亦備受衝擊,股市樓市因此曾急速回落,2003年的「沙士」疫情又給初見復甦苗頭的經濟帶來巨大打擊,隨後才在「自由行」政策帶動下走向真正的興旺。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海嘯,衝擊全球,此時的香港除了雷曼事件,所受的影響較少。2019年,香港深受政治事件衝擊,接着是持續多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折磨,經濟低迷,然後是另一波「移民潮」,股市與樓市同步回落,其中恒生指數已由2018年1月底的歷史高位3.2萬點下滑至現時約1.8萬點徘徊,資金聚集與流動明顯放緩,因此難免左右香港資本市場及整體經濟的發展。

當前,在中美角力、戰後地緣政治變遷,歐美不約而同限制中國工業貿易科技金融通訊等發展,對資本流往香港難免諸多設限,亦有一些過去聚集香港的美歐資金與移民選擇撤離,政府因此曾想方設法應對變局,尤其曾積極走向一帶一路國家招商引資,藉此刺激資本投資或股票交易。但是,若細心回顧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最為可靠且較易吸引的,其實是海外華人資金,這一方面是因為海外華人經濟實力不容低估,資本雄厚,且需尋求多元出路,香港資本市場長期均屬他們多元投資的重要一環,另方面是他們在居住國始終有一種怕受針對排擠的心理陰影,中美角力及美歐日同時對中國諸多限制下容易成為磨心,美國、英國和瑞士等近來頻頻沒收或凍結別國政府或人民的資金,尤會引起他們更大擔憂。

宜積極爭取海外華人資金

基於此,政府若能採取較進取積極方法吸引海外華人資金到來,則必能為本地資本市場注入更大活力。同時必須注意的是,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建基於保障私產、資金進出自由、聯通華洋內外等制度與特點上,中央及特區政府應充分維護一國兩制下的這一金融制度特質毫不動搖,才能讓香港資本市場既吸納四方之財自由流通進出,亦繼續發揮聚寶盆功能的資本停靠積聚。還有,由於貨幣局聯繫滙率制度在投資信心薄弱時具定海神針作用,可維持與國際金融貨幣市場接軌,在當前環境下,亦應全力保持,防止受到任何衝擊。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大勢與定位4-2

鄭宏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