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除了香港，全球各地也都相繼爆發大規模抗爭運動，受影響國家包括智利、黎巴嫩、西班牙、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印尼、印度、埃及、伊拉克以至英國，在中東和北非地區更有演變成「新阿拉伯之春」的迹象──這些地方的管治精英脫離群眾，固然是難辭其咎，但大規模示威遍地開花，除了顯示出現今地方示威容易造成全球影響之外，亦再一次證明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所造成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更有蔓延和愈演愈烈的趨勢，令我們不得不再回到問題的根源──新自由主義與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中尋找答案。
「超全球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在2011年在其《全球化迷思：為何全球市場、國家和民主無法共存》（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Why Global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Can’tCoexist）一書中提出的概念（雖然他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已對日漸過度的全球化提出質疑）。除了Rodrik等少數經濟學家之外，大部分都未能意識到全球化將導致過度全球化（即超全球化）以及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動盪，造成目前全球性的民粹反冲（populist backlash）：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當然是首當其衝，Rodrik更認為當前的中美困局也是源自超全球化這問題。筆者將香港這一輪抗爭運動定性為大國角力下的全球化民粹運動，故此極需要一個可同時解釋香港問題和中美貿易戰的理論框架，Rodrik的理論正好派得上用場，讓我們可進一步了解抗爭背後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
世界經濟的「三難抉擇」與香港
一如書名，Rodrik要探討的是全球化的迷思（paradox）：他指出世界經濟無法擺脫「三難抉擇」（trilemma）（見圖）──即民主、國家主權與全球經濟整合三者無法兼得；在現實世界中，三者之中只能任擇其二，不可能三者同享而又三樣都不打折扣。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無可避免須站在超全球化的最前沿，加上香港是中國「會生金蛋的鵝」，北京無論如何也會把香港推到最前沿，為國家服務，這一點港人是沒有選擇的。國家主權方面，香港為了與世界經濟深度整合，自1983年起與美元實行聯繫匯率，並以自由放任的政策讓經濟保持自由開放，約束社會福利開支和避免大力干預工業，這就是Rodrik所說的國家主權或國家自決的問題。至於民主，香港自開埠以來至回歸後也從未享有過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換言之，為了保持與世界經濟深度整合，一直以來香港和港人都是以犧牲經濟政策的自主權和民主為代價的，這與Rodrik的三難抉擇暗合。
英國人似乎對應付這三難抉擇早有心得：港英時代香港在政治上保持着非政治性行政型政府的定位，尚法治而輕民主，經濟上則奉行自由放任和積極不干預政策，再加上經濟起飛，久而久之港人將這套模式奉為金科玉律，基本上是自動合理化和內化了這一套，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在中英談判期間中方和港人都認為保持現狀最符合各方利益，因而成為了一國兩制中最核心的內在邏輯。
一國兩制一開局便失效
北京當然希望在換過國旗後一切可原封不動，以同一模式治港，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回歸後第二天便驟然而至，打破了金融全球化的神話，並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的格局，令港人逐漸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淪為受害者，經濟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問題開始湧現，使一國兩制各種安排一開局便告失效，亦令「保持現狀」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詛咒。
根據Rodrik的三難抉擇，民主、國家主權與全球經濟整合三者之中只能任擇其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全球經濟整合那一塊碰不得，而經濟政策的自主權（國家主權）則為了保持經濟高度開放，一向都是自己放棄掉的，因而在三擇其二下，在全球經濟整合以外再配上民主是切實可行的。誠然，以前港英時代香港在經濟上游刃有餘，不實行民主化也不會構成太大反彈，但隨着回歸後經濟矛盾日深，全面普選又遲遲未兌現，就等於在缺少了安全閥的情况下，再抱着一個計時炸彈──無論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或陸港矛盾，都足以引爆這炸彈。
不過我們也要持平一點，2003年沙士疫潮後，中央是有心拯救香港經濟的，儘管其辦法後來卻衍生出不少陸港矛盾和民生問題，這是後話。民主方面，中央至少直至2010年對政改還是開綠燈的。
人算不如天算的民粹風暴
儘管如此，回歸後特別是2008年後，中產人士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都遭到中央及港府孤立，令本來普遍對資本主義社會有壓艙石作用的中產階級，逐漸成為了社會的不滿階層。與此相對的建制政治，其基石卻是由富裕階級及佔全港人口約三成的公屋租戶所組成──港府政策長期向大財團傾斜，而對於基層民眾，則以公屋和福利來換取他們的政治忠誠──以此組成管治聯盟，並逐漸演變成一個政商霸權，長期把持香港政經命脈。
中央及港府滿以為此舉無懈可擊，實質上卻是親自把經濟和政治兩個「炸彈」的「藥引」給連接上，唯恐炸得不夠徹底。另一方面，隨着民粹時代來臨，社會的主要角力正好落在公民與政商寡頭集團之間，同時民粹運動對消極與政治冷感的非政治化人口也帶來了重要的鼓動作用。
更不巧的是，全球民粹抗爭的主要組成力量亦出現了相當的轉變：抗爭基本上已再非勞動階級之事，他們的利益早已受到工會或政府照顧，取而代之的是「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受經濟危機影響的年輕人）、受擠壓的中產（squeezed middle）及「新窮人」（new poor，在職貧窮）──他們大部分正好是一直遭到中央及港府孤立的一群，形成一股集對超全球化、經濟及政治不滿於一身的民粹力量，再加上美國的施壓，恍如一首譜奏出完美風暴的協奏曲。
體制落伍令民生民主發展皆失
事實上，根據Rodrik的說法，香港的資本主義只算得上是亞當史密夫式的精簡資本主義，他稱之為「資本主義1.0」，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卻早已轉型為凱因斯式的混合經濟模式，亦即「資本主義2.0」，令市場與政府得以各司其職，目前經濟學家更在尋求可解決超全球化問題的「資本主義3.0」。換句話說，無論是本港的資本主義、相應的自由放任和「小政府、大市場」政策以及管治模式，基本上仍是非常原始，根本無法應付21世紀的政府──企業和政府──社會關係，令香港在回歸22年後才驚覺民生、民主、發展皆失，整個社會和中央都呆在原地、不知所措。如今就連西方原本右傾的主流經濟學家也承認當初看錯了全球化而紛紛全面左轉，令新自由主義與自由貿易漸成明日黃花，香港如再不在體制上尋找新出路，恐為時已晚。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