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神之黃昏:政府崩盤與民粹時代的來臨

現在「諸神之黃昏」就在眼前。精英們如再不醒覺及展開革新,被民粹浪潮吞噬,只是時間問題。

7月21日,香港從此不一樣。誠然,促成這根本轉變的,是自身早已成為問題所在的林鄭月娥與特區政府,令一日之間,港人一口氣跨越了眾多紅線與禁忌,令香港實質上已「渡過了盧比孔河」(crossed the Rubicon)──現在已沒有回頭路,只能繼續往下走。

灣仔、西環與元朗的意義

7月21日,民陣舉行第六次反對《逃犯條例》修例遊行。警方雖批出不反對通知書,但要求遊行在灣仔修頓球場外結束,務求令遊行隊伍不途經警察總部、政府總部和立法會一帶。為此,警方在盧押道及軒尼詩道交界設置防線。

然而,遊行隊頭在下午4時多抵達終點盧押道,民陣也呼籲遊行人士立即解散。但經過一輪擾攘後,布防的警員決定撤退,遊行人士遂繼續沿軒尼詩道方向前行,走向金鐘及警察總部方向。

遊行人士突破警方防線,具有重大象徵意義:一直以來,主張「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者都普遍堅持遊行須和平守法,並遵照申請進行遊行及解散。這些堅持,使和平示威者一直與勇武抗爭者保持一定距離及差異。可是警方這次煞有介事地要求遊行在灣仔結束,卻沒有預備足夠警力去守住防線(事實上也不可能防止幾十萬人的遊行隊伍突破防線),變相鼓動並協助越過防線的遊行人士,跨越了長久以來都無法突破的心理樽頸──他們終於「正式犯法」了,從此心態上亦更容易接受勇武抗爭和違法達義等做法。而明顯地,將和平示威者推向勇武抗爭一方的始作俑者,正是警方與政府,實在是咎由自取。

因防線被突破而引發的衝擊中聯辦事件,由於示威者包圍和衝擊中聯辦大樓,並塗污國徽,公然挑戰國家主權,令事件註定成為陸港關係中的一個標誌事件,並將刻劃今後中央的治港方針。

根據港人所熟知北京的「脾氣」,以及反修例運動展開後內地民眾的強烈民族反應,我們可預期北京對香港的清算將會是暴烈的。而這一「覺悟」所帶來的客觀效果,就是讓港人意識到「骰子已被擲下」(the die is cast)──與其早晚會被北京清算,倒不如拼個魚死網破、誓不罷休。但其實細想一下,假如警方不改動遊行路線,而且也不像21日晚般對中聯辦毫不設防,整件事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至於元朗襲擊事件的性質,社會早有公論,已毋須多作評論。反而事件暴露出北京與港府的戰略過時失效,並且與其戰略工具毫不協調,釀成災難性後果。

根據《香港01》報道,消息指北京認為現時香港局勢雖壞,但只要穩住林鄭和警隊兩件事,便能穩住局勢。此外《南華早報》亦引消息稱,北京採取「引蛇出洞」策略,即他們會繼續採取防守,並待對方露出其意圖及策略。依筆者所見,報道中的策略與方針,應該距離事實不遠,可是亦難掩北京的舉棋不定與無計可施,以及只懂盲目複製佔領運動時所採取的那一套辦法。現在什麼時代了?還在用毛主席的「引蛇出洞」?更何况該引出來的早就出來了,最後導致引蛇出洞不成,反而一竿子捅了在「警黑勾結」這個馬蜂窩上面,一併毁掉了林鄭和警隊僅餘的公信力,令穩住局勢的策略徹底破產。

抗爭一方已立於不敗之地

在元朗襲擊事件發生後,整個建制(the establishment,體制,不是建制派)已離全面崩潰不遠矣。到第二天各大商會發聲明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多封公僕公開信轟警嚴重失職,政府政務主任與行政主任紛紛表達憤怒及關注,警隊以外的四大紀律部隊與警察切割,最後張建宗就元朗事件代表警隊向市民道歉,卻引起警隊內部極大反彈,遭警隊與鄉事人士齊轟。可見這政權已是支離破碎、眾叛親離了。

經元朗一役後,北京與港府已翻盤無望。相反,抗爭一方已佔有道德高地,基本上已立於不敗之地。除非北京打算出動解放軍,否則是時候考慮該怎樣為此敗局收官了。不然,拖下去只會愈輸愈多,將來需要更大讓步。

回顧6月9日至今,政府的妄為已導致政府自身、立法會、警隊、香港法治與治安等重要支柱盡毁,權威掃地。當2014年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權」以及2017年林鄭上台的時候,誰會料到全面管治權竟會以建制全面崩盤作結?即使筆者也清楚北京對港的清算是在所難免,但難道治港路線還可以更左、更強硬嗎?此刻無疑是考驗北京的理性務實的時候。

香港正式進入民粹時代

儘管反修例運動已取得階段性成功,但一個更大的危機,卻已悄然來臨。

在這次運動裏,可能除了6月9日和12日的遊行集會之外,其實人們早已了解到整個運動的成敗,乃繫於遊行解散後的「黑衣人」進退間的一念之差,不少人亦為此而擔憂過。這群人並非憑空出來的,他們的身影早在佔領運動中的「拆大台」、以往反對辦六四晚會的聲音中,以及旺角騷亂中出現。他們堅持由下而上進行抗爭,不容任何人代表他們,到今次反修例運動,已進化為一股無領袖和「開放源碼」(open source)的勢力。不過他們骨子裏,仍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激進)民粹主義者(populists)。

一直以來,各方對於在香港屬嶄新現象的民粹主義,都作出了錯誤解讀:例如中央將民粹主義解讀為港獨;政府和社會視之為青年與學生問題;建制派則傾向視作西方與反對派的圖謀;而泛民又把它當作激進本土派的問題。事實上,就連從佔領運動延續至今的本土主義與世代之爭,很大程度也是民粹主義的伸延與變種,儘管這種民粹主義背後是具有相當的社會與經濟理據的,並與全球潮流相符。

不同陣營糊里糊塗地把民粹主義者當作不同的組群,只顧各自解讀,卻忽略了其行動背後的連續性及恆久目標:他們在佔領運動中不但拆了學生領袖的大台,並且成功將泛民邊緣化,在今次反修例風波中,他們乘着市民和年輕人對林鄭及警察的反感,以及泛民多個月來所凝聚的民氣,一舉奪取了運動的主導權,隨後更間接將政府擊潰,勢不可擋。我們不難預見,在今明兩年的選舉中,他們將會乘勢把建制派拉下馬。由此可見,他們是以反精英、反建制(泛民、學生領袖在他們眼中也屬精英和建制一部分)作為其恆久目標的。而從過往紀錄看來,對於這股民粹浪潮,精英們實際上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民粹主義者的崛起,已揭開了香港精英被奪權的時代的序幕。

現在「諸神之黃昏」就在眼前。精英們如再不醒覺及展開革新,被民粹浪潮吞噬,只是時間問題。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