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和葉國謙指出，反修例風暴中的示威者背後一定有「大台」支撐，所以才會有宣傳短片、民間記者會、懂得運用Telegram、AirDrop 和連登討論區（LIHKG），以及示威者配有整套黑衣、口罩、眼罩、安全帽等裝備，直指「呢啲唔係普通人做得到」，暴露出特區管治階層與今時今日的科技、年輕人使用科技的習慣、科技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等認知完全脫節，怪不得危機爆發前發酵了好幾個月還懵然不知。
令人難堪的真相
事實上，筆者以前在曾俊華選舉辦公室工作的時候，就連一個頗具權威的政府機構高層人士，都認定曾俊華選舉工程之所以這麼成功，背後肯定有CIA（美國中情局）支持。殊不知我們選舉工程的核心──社交媒體部門（我們稱為「社交媒體房」）──平時只有四、五個年輕人工作，便撐起了大半個選舉工程。這樣叫我怎好意思對有CIA 在背後操作深信不疑的人，說出這個令他們難堪的真相呢？但這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實背後，卻正正道出了管治階層和年長一代根本不認識，也不懂得使用年輕人的專長與能力，更遑論放手放權給他們去做。所以表面上年輕人是衝着反修例而來，實際上他們的怒氣是對着香港整個結構體制，對這個過時僵化不公、完全不懂得欣賞和使用（甚至恐懼）年輕人能力的結構體制（所以他們必然也是輸家）而發的。
嘗過了近來的慘痛教訓，特區管治階層總算開始意識到示威者在科技應用上的先進性（但仍不願承認是年輕人的能力與主動性所致）。不過他們早晚還須知道反修例運動在政治方面的先進性、此運動模式在香港的適用性，以至運動本身的正當性。
筆者在〈諸神之黃昏：政府崩盤與民粹時代的來臨〉（2019年7月30日《明報》）一文中指出香港已正式進入民粹時代，而不同陣營一直對民粹主義作出錯誤解讀，令香港可能已錯過了對問題對症下藥的最佳時機。香港目前這種「舊的正在死去，新的又未能誕生」（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的社會狀況下，一種進步性的民粹主義運動最容易乘勢爆發。
無領袖民粹主義出現的背景
其實像香港目前這種沒有「大台」的民粹主義運動，在西方民主社會已出現多時，並且已進化為一種最先進的運動模式。它無疑是一種民粹主義意識形態，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種：具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參與性和無領袖民粹主義（leaderless populism）等特質，亦可稱為「無政府民粹主義」（anarcho-populism）。它明確地展現出新無政府主義（neo-anarchism）的橫向性（horizontality）、民粹主義對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要求、民眾對民粹主義運動的追求，以及新無政府主義中對個人參與和創造的高度重視。以上種種顯示民粹主義已在港植根，同時亦證明香港有着有利於民粹主義植根與生長的土壤。
對於這種新型民粹主義，《口罩與旗幟：民粹主義、公民主義與全球示威》（The Mask and the Flag: Populism, Citizenism, and Global Protest）一書作者Paolo Gerbaudo 乾脆將之稱為「公民主義」。他認為今天社會的主要角力是在公民與寡頭集團之間，那是公民權力與經濟和政治精英、金融市場、超級富豪、技術官僚和職業政治家的特權之間的碰撞，當中特權階級完全無視社會大多數人的意見。這種在體制內的反民主和寡頭趨勢，剝奪了公民的基本民主權利，繼而剝奪了他們的經濟福利和個人尊嚴──這活像是對香港政經社會狀況的剖析。
另一邊廂，示威者透過奪回與擴張其公民權利，從而認識到這是一種政治平等與積極參與的體現，並且作為對付專門利用原子化和非政治化人口的消極與政治冷感，來操縱一切的寡頭力量的一種最佳解毒劑。由此可見，無論是對已淪為寡頭政治的選舉民主，抑或是尚未邁向全面民主的寡頭政治而言，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促成變革的重要動因。隨着寡頭力量日漸跨國化和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已成為普羅大眾不可或缺的制衡與自保手段。
民主2.0的呼聲
就在香港回歸22年仍未落實全面普選之際，代議政制本身似乎也無法處理民眾新湧現的要求，陸續出現代表性和合法性危機，開始變得不合時宜。而示威者在這一輪抗爭中透過Telegram和連登討論區展示的公投式數碼民主（plebiscitary digital democracy） 和草根數碼民主（grassroots digital democracy），進一步反映出網絡2.0 年代對民主政治的新要求。
所謂「民主2.0」，實際上是利用了網絡2.0 的互動功能，例如「按讚」、評論和分享等，並以這些功能作為常設諮詢和公投式數碼民主的方法，實行”one like, one vote”（一讚一票），以彌補以往民粹主義者聲稱代表所有市民，卻無法實際測量和評估的不足，索性以數碼和網絡方法鋪平實行直接民主的道路。
在這場反修例運動中，至此已出現了示威者對科技的應用、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及其運動模式均遠超建制想像的情況。而運動的中長線發展，則很大程度取決於示威者的想法被建制及主流吸收的過程與速度。因此不難預見，以香港政治體制及北京一貫取態，該過程一定是漫長、曲折甚至痛苦的。但任何反其道而行、妄圖僥倖「大步檻過」的做法，亦必將造成災難性後果。望當權者能察之慎之。
兩張底牌被揭開
事實上在歷時兩個月的運動中，建制一方至少兩張重要底牌已被揭開：其一是6月12日包圍立法會行動中，暴露出只消數萬人包圍立法會，立法會便無法開會，完全失去機能，因此示威者勢必捲土重來，以此表達對政府和建制派的不滿；其二是即使示威者暫時收手，但配有全副裝備和擁有相當抗爭經驗的他們，必定會在未來的重要日子再度上街，也必將再度成為國際關注的事件──沒有改變，他們是不會罷休的，他們也絕對有條件一直持續下去。借用前總理溫家寶的名言：特區管治階層，你們自己看着辦！
筆者也奉勸認為示威者收手便會雨過天青的人：丟掉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寡頭政治和體制不公等問題一天未得到解決，示威和衝突之後必定再度爆發，所謂恢復原狀也只會造成更深重的矛盾，日後爆發更大的危機，沒完沒了。這是佔領運動給香港的教訓。
眼前只剩下一條路──改革──這也是香港社會各方真正的公約數：示威者藉着暴力與破壞手段來控訴體制不公，無非是為了化破壞為創造，改變這制度；而寡頭集團與既得利益者也清楚這體制已千瘡百孔，禁不起曠日持久的衝擊，為了自救也須革自己的命，才能看到前路。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