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修例風波中，港府與中央幾乎逢做必錯、每戰皆北，徹底失去方向，背後除了是決策者的水平之外，更重要的是其理論框架明顯是錯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事實上，是次反修例運動的性質與所牽涉的範疇殊不簡單，近乎是前所未見，筆者只能將之定性為大國角力下的全球化（globalized）民粹運動──它本質上是個民粹運動，然而在爆發前已關係到大國角力，其後運動更逐漸全球化，令它變成一個含幾種相反趨勢的複雜混合體。因而筆者認為至少須具備4種理論框架：中美關係、民粹主義、反暴亂作戰（counterinsurgency）和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或非傳統戰爭（unconventional warfare），並將四者有效整合起來，否則難以窺探整個運動的全貌。
運動存活在灰色地帶
「大國角力下的全球化民粹運動」的多重性質，令它變成一個包含幾種相反趨勢的複雜混合體：本地的社會網絡與全球性的運動、傳統文化與後現代文化、本地爭取變革與自治的抗爭者與更大的反華聯合陣線等；我們亦不難發現，整個反修例運動實際上是處於一個混沌不明的灰色地帶（grey zone）裏，包括戰爭與和平（不能戰又不能和，香港和國際戰線俱是）、暴力與非暴力、本地與全球、現實與虛擬、政治與經濟、國家與非國家，甚至連一國與兩制本身也屬一種灰色地帶，然而港府與中央傾向將這些相反的趨勢混為一談，模糊兩端之間的區別，單憑直覺性、本地性、對抗性的「止暴制亂」來應對，根本就毫無成功的可能。
反修例運動之所以富「傳奇性」，是作為一個21世紀的民粹運動，無論規模多大或有否登上國際頭版，也斷不會像香港般衝出國際，變成大國的戰略工具與籌碼，以「四両撥千斤」之力在不同範疇牽動大國博弈與角力。後現代社會雖令運動具備了去地域化、虛擬化和與全球聯繫等特質，大國角力亦只幫助運動上升至國際層面，真正令運動變得全球化的，卻是由中港和中美角力所掀起的全球化民意輿論攻防戰。
反暴亂作戰的4種人口
這又將我們帶回反暴亂作戰的領域：就在港府和中央還以為可單靠香港本土的民意逆轉以贏取勝利的時候，反暴亂作戰理論早已認清這想法在21世紀的今天已淪為一種幻想──「暴亂發生地方人口」（host state populations，即香港）在抗爭中的重要性無疑是最為舉足輕重，但是在21世紀的後現代社會裏，除暴亂發生地方人口之外，早已出現了與暴亂發生地方接壤的地方的「前線地方人口」（frontline state populations），以及在更外圍、基本上屬國際或全球層面的「有關聯人口」（concerned populations）和「干預人口」（intervening populations），動輒牽涉到數十個國家、地方和團體，但它們卻處於同一條資訊高速公路上，使抗爭的單一重心不復存在，或轉移到全球和虛擬層面上面，複雜性亦呈幾何級增長。因此英國反暴亂作戰專家John Mackinlay 也將其著作命名為《暴亂列島》（The Insurgent Archipelago），以描述這種不同種類人口如列島般一層一層圍繞着暴亂發生的地方的現象。
從反暴亂作戰的角度來看，這次中國作為與香港接壤的「前線國家」（frontline state），為了支持港府及確保國內人口不受「感染」，其實已採取了大部分應做的措施。儘管措施在香港的成效慘不忍睹，但對於國內民意與輿論的引導和管控卻起了相當的作用，令國內民眾未受影響之餘，更成為反擊抗爭者和外部勢力的一種強而有力的聲音。
正如Mackinlay的理論所推算，運動爆發後便隨即蔓延到中國與香港在海外的移民和留學人口──「有關聯人口」──儘管香港的移民人口大多是自發的，而中國的則是被組織起來的，他們的「參戰」形成了運動的外圍戰線。最初國家力量在組織和人數優勢下是佔上風的，情況亦大致上與中共預期的相符，但後來國家力量在西方國家明目張膽的行徑，以及中國向企業的施壓，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戒心，再加上運動在國際間所獲得的關注，引發第四類人口「干預人口」的介入──這也是中共的劇本開始失靈和適得其反的時候。
運動重心逐漸移離香港
其後由NBA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莫利表態支持香港示威所引發的事件，明顯是一場「前線地方人口」、「有關聯人口」與「干預人口」之間的角力，讓我們見識到在現今全球化和虛擬化的世界裏，一場「戰役」不僅可以被一些在遙遠地方發生的事件所引導，而且可以在「暴亂發生地方人口」沒有參與的情況下，由在香港外圍的人口自行開打，亦可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外圍人口的相對影響力的重心，已由國家轉移到國際──北京就是敗在這一點上，最後自己在商業利益和外交盤算下屈服，否則愈拖下去愈不讓步就只會出現更多NBA事件，令國家形象盡毁。另一方面，NBA事件也是美國積極在本土布下防火牆的重要一步，以防止美國企業和民眾進一步受到中國「感染」與滲透。
香港與美國新對華接觸政策
隨着《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於10月15日在美國眾議院獲得通過，令反修例運動循着大國角力的途徑獲得新的能量，並於法案通過後，重心進一步上移至中美層面，從此香港將成為中美角力的恆常一環，令運動演化出一個新的形態，一定程度上運動在香港的發展已變得相對次要。
儘管如此，美國副總統彭斯於10月24日在華盛頓發表對華政策演說中，又賦予了香港在新一輪中美接觸（engagement）中的新角色。彭斯在演說中說：「人們有時會問特朗普政府是否尋求與中國『脫鈎』。對此的響亮回答是『不』。美國尋求與中國接觸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但是接觸的方式要符合公平、相互尊重和國際商務規則。」之不過，彭斯也表明，美國對於中共政權，已經不會再相信「單憑經濟接觸，就能促使中國轉變威權體制、擁抱自由開放社會、遵守國際規則」之結論。
在不脫鈎又不再相信經濟接觸的情況下，筆者相信除了透過貿易談判之外，特朗普政府實際上希望以香港來代替經濟接觸，藉着讓中國接受香港的制度與價值觀，逐步將中國從獨裁國家轉變成自由開放社會，並與全球規範進行融合。因此彭斯說：「150年來，香港一直是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一個重要門戶。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有着牢固和獨立的法律機制和活躍的自由媒體，幾十萬外國居民以此為家。香港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表明如果中國擁抱自由將會發生什麼」──美國今後的對華接觸政策，很可能會以香港作為基礎、門戶和關鍵指標，以評估中國的改變進度。
為了展示美國的決心與正當性，以及對香港的支持，彭斯在演說後半強調：「美國誕生於對壓迫和暴政的反抗。那些具有超凡勇氣、頑強決心、信念和強烈的獨立性與鋼鐵般意志的男男女女創建了我們的國家並在此定居和開拓。幾百年過去，依然如故」──香港抵抗論述就這樣與美國獨立建國史對接上了，這也是大國角力下的全球化民粹運動的一種體現。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