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民粹主義作為威權主義的先驅〉提到香港社會自去年反修例風波起急速民粹化，當中最明顯的表現為人們的不滿變成一種不容許相反意見的偏狹性／不寬容（intolerance）。香港這種政治兩翼同時民粹化的情況，在其他民主社會也相繼出現，不過相對於其他地方，筆者認為香港的情況尚未絕望，但必須盡快阻止民粹主義侵蝕整個社會，根本性改變香港的原有價值，動搖香港的根基，箇中關鍵掌握在保守主義者手中。
這些並非筆者信口開河，而是根據澳籍政治科學家Karen Stenner（下稱斯氏）在2005年以預測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威權主義和極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而聞名的著作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 所得出的結論——換言之，她早在2005 年已預見特朗普時代的來臨，而且更是從跨國性的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中得出結論，而非單純推論。不過她所指的authoritarianism，是屬於心理特質與個人傾向的「權威主義」，而不是作為一種政體或意識形態的「威權主義」，所以本文稱之為「權威主義」以作區別。
偏狹性 = 權威主義 × 威脅
普遍的共識認為，權威主義是由偏狹性/不寬容這固有傾向產生的，但人們的權威主義表現卻因時而異，因此斯氏認為偏狹性是權威主義傾向與基準性威脅（normative threat）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函數：intolerance = authoritarianism × normative threat。簡單來說，基準性威脅（通常是政治領導失敗和/或民意與價值觀高度分歧）增加了權威主義對不寬容態度和行為的影響，這就是斯氏所指的Authoritarian Dynamic（權威主義的動態）。當這些威脅影響到集體而不止是個人的時候，便會引發一種集體性的權威主義，亦即是民粹主義。
斯氏也強調，並非所有的偏狹性都來自權威主義，但從世界各地的數據中可發現，權威主義是其主要源頭。大家可能會問，權威主義最終導致威權主義有什麼奇怪？但斯氏的研究讓我們知道事實並非這樣簡單：她發現有權威主義傾向的人不是偏好威權主義，實質上他們是反對多樣性和複雜性（diversity and complexity）；權威主義者的首要目標是要加強統一性與同一性（oneness and sameness），盡量減少人種、信念或行為的多樣性。因而在基準性威脅下，權威主義加深了偏狹性，而偏狹性所引發的是民粹主義——固然右翼民粹主義通常會演變成威權主義，然而左翼民粹主義的源頭，其實同樣也是權威主義，兩者同出一源，故此民粹主義者實際上是反多元主義者（anti-pluralists），斯氏也指出革命派（骨子裏）也是權威主義者。同樣道理，在香港，「深藍」和「深黃」人士都存在權威主義傾向，只是他們各處一端而已。
三種「保守主義者」
斯氏的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 之所以成為廣為引用的著作，除了上述的偏狹性作為一個函數，以及對權威主義者的重新定義之外，她更闡明了權威主義與保守主義根本是兩碼子的事：保守主義者天生就反對改變和新穎，而權威主義者則反對多樣性和複雜性，這是一個微妙但絕對關鍵的區別。了解保守主義者與權威主義者之間的區別非常重要，因為斯氏發現人們口中所說的美國保守派或右翼，實質上是包含了三大類人，分別是權威主義者、維持現狀保守派（status quo conservatives）及（經濟上）自由放任保守派（laissez-faire conservatives）。三類人當中只有權威主義者具有權威主義傾向，維持現狀保守派則是典型的保守主義者，而自由放任保守派嚴格上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權威主義者，它與兩者呈反向關聯。可是三者卻慣常被統稱為「保守主義」。特朗普上台後，人們更將保守主義與威權主義畫上等號，引起無窮誤解。
維持制度關鍵在保守主義者手中
那麼斯氏的發現對香港有什麼啟示呢？首先，與美國情況相近，香港傾向把政治的焦點放在意識形態衝突上，而掩蓋了特朗普時代的最顯著分歧：權威主義者與非權威主義者（authoritarians vs. non-authoritarians）。此刻自由民主制度陷入危機，問題出在左右翼的權威主義者（民粹主義者）身上，而解決方案卻掌握在非權威主義者手中——這裏說的非權威主義者，就是保守主義者。事實上，不熱中改變，致力維護法律，捍衛支撐社會穩定與安全的合法政治和社會機構的非權威保守主義者，本是民主治理的重要支柱。然而在香港，這些人卻被打成「藍絲」，大部分時候實則兩面不是人，逐漸被邊緣化。所以斯氏也認為，保守派在危機中如何反應，對局勢的最終走向至關重要：如果能妥善理解和整合他們，保守派「可能是自由民主制的最強大堡壘，可抵擋偏狹的社會運動所帶來的危險」，否則可能令一個地方走向壓制或內戰。
保守派不該和深藍組隊
斯氏分辨出三種「保守主義者」對拆解香港政局亦相當關鍵：香港同樣存在權威主義者、維持現狀保守派及自由放任保守派，並大致上由這三類人組成建制派，當中深藍權威主義者更是去年才剛冒起，情況與特朗普崛起後，這三類人構成了美國保守派或右翼相近。但由於兩黨制的關係，三者只能在共和黨之下組成政治聯盟，不易有其他的可能性。
相反，在香港，在一國兩制的背景下，維持現狀保守派與自由放任保守派作為一國兩制的壓艙石及中流砥柱，本來就有其特殊角色及意義，以維護「五十年不變」、「積極不干預」等一國兩制的初心，因此才有「中間大、兩邊小」之說——與其把保守派消耗在意識形態鬥爭上，迫使他們與帶着仇恨和不寬容的深藍權威主義者組隊，為目前已民粹化激進化的政治添柴添火，倒不如將他們重新整合起來，讓保守勢力及市民發揮原本作用，一方面抵抗左右翼的民粹勢力，另一方面以不卑不亢、不慍不火的方式維護一國兩制，如此才能以另一種形式重現「中間大、兩邊小」構想，並且讓香港繼續擁抱多元價值和複雜性，使一國兩制得以進入下半場。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