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無論是香港抑或世界均正式進入了一個大變局時期，令筆者也非得要好好整理一下思考與思緒，過程中猛然發現在2017年特首選舉後的許多觀察和預測，竟在兩年多後的今天陸續成為了事實，令人不禁搖頭嘆息。但正面一點來看，這反映出香港管治問題仍然有迹可循。如當局肯痛下決心的話，還未至於無藥可救，但成功與否就要看港人有否這福分了。
穩定因素一下子變成不穩定因素
筆者在《明報》發表的〈一國兩制與管理型政府的極限〉（2017 年5 月27 日）一文中，筆者指出香港管理型政府的管治模式已跟不上時代需要，當中嚴重的結構問題可以綜合為三個「C」：Communist state（共產國家/黨國體制）、cartel party（寡頭壟斷型政黨/卡特爾型政黨/建制派）及crony capitalism （裙帶資本主義/商界）。但可笑和可悲的是，中央滿以為掌握了上述的「3C」便可安枕無憂。然而在《逃犯條例》修例一役中，一直被中央視為穩定因素的「3C」管治鐵三角，一下子全都變成了不穩定因素，令林鄭月娥功敗垂成、中央顏面盡失：黨國體制及中央的加持，令林鄭產生了與她的能力與認受性不相稱的想法和信心；建制派在立法會中取得直選及功能組別過半數後逐漸漠視民意，只向恩庇主問責，完全無法有效掌握社會脈絡與動態；商界更是在修例一役中率先「反水」的一群。
另一邊廂，一種以獨立於政黨的高政治認知度市民──「非政黨市民」（apartisans）──為主體，嶄新的市民政治（citizen politics，第四個「C」）亦早已成形。這些市民在近年一系列的政治爭議中已經「覺醒」，只是往後在無力感下變成了「不情願的沉默大多數」。即令如此，在關鍵時候他們依然會出來表態和發聲。
筆者在〈一國兩制〉一文中也提到，中央依賴「3C」治港本就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3C」非但無以帶來穩定，更恰恰是造成香港局勢混亂與一國兩制異化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政府有效施政的障礙。這次修例爭議中，「3C」管治鐵三角一下子淪為不穩定因素，更遇上管理型政府本就難以招架的市民政治，難怪政府一觸即潰，陷入了四面楚歌、「4C」盡失的景况。
自2003年起的管治模式已走到盡頭
筆者早在五個月前已指出林鄭政府患上了”You’ve got everything but you (still) blew it”syndrome”（天時地利人和東風俱備卻把事情搞砸症候群）。這次風波除了證實此言非虛之外，更進一步闡明了目前的治港路線與模式已是無法持續，因此非變不可。用最簡單的方法即可說明：林鄭有中央力挺及中聯辦幫忙，立法會和區議會也在建制派控制之下，除一兩個媒體之外，主要媒體也盡在掌握之中，想要增加其優勢，恐怕也再難找到地方。如此一個「冇得輸」之勢，也可以被打得滿地找牙、抱頭鼠竄，就足以證明這管治模式已走到盡頭。
更重要的是，這次風波同時證明了熵（entropy）的原理，完全適用在香港管治上：當不斷投放能量在一個封閉的系統時，不僅「功」會下降，系統本身亦會由有序趨向無序。另一方面，熵總是隨時間增加，不能減少，因此事情總是趨向愈來愈糟。林鄭最「神妙」之處，就是竟觸動了這個由有序到無序、量變變質變的重要轉化過程；而中央自2003年以來種種對港政策的調整及升級，也只不過是印證了熵總是隨時間增加，不能減少，事情只會愈搞愈糟的原理而已，着實需要一次範式轉移才有望擺脫困局、重新出發。
特首的條件
這次管治危機突顯出在新冷戰背景下，香港需要一個怎樣的特首。事實證明，林鄭及其主要顧問缺乏國際視野和經驗，連最基本的後續發展與外界反應也無法預測和掌握，最後更需由中央喝停才肯罷休。老實說，筆者如非曾於去年執教港大「香港與世界」這一課，也難以將香港事務與國際政治結合起來；其他本來只懂其中一門甚至不具備這兩門知識的人，就更是難上加難。但怎樣也好，現在破局已成，反而使得特首須符合更多要求，否則難以收拾殘局，更遑論恢復有效管治。以下是筆者認為特首須具備的基本條件：（1）掌控政府的能力；（2）國際視野和經驗；（3）合理水平的民望；（4）與非建制派的關係與溝通能力。
第1至3點應該毋須多作說明；第4點則是建基於今明兩年選舉，建制派很可能將陷入劣勢，到時候便需要一個與非建制派關係良好、能與之有商有量的特首，否則政府將有停擺之虞。
後林鄭時代政治模式初探
目前再繼續討論林鄭該如何管治下去，恐怕只是費時失事。筆者作為中間派，其實早在2017年特首選舉期間已在思考一套新的政治模式：以一個立場較中間且民望高的特首，建立「中間政府」，行中間共識政治，並連接上市民政治（citizen politics）的大趨勢，令一個本來沒有執政黨、未經普選產生的特首，也可以直接得到市民的認受與支持。若擔心支持不足，亦可輔以一個中間管治聯盟，以形成一股中間力量，協助政府施政。
當然我們也清楚，在全面管治權的「3C」模式之下，中間共識政治又怎可能是北京那杯茶？然而隨着建制派「敗選可期」、獨立於政黨的市民政治日趨成熟，再加上現時的管治路線與模式明顯已走到盡頭，目前行中間政治的時機與條件，實際上比起佔領運動之後的時候，更見成熟。筆者相信誰也看不到現時建制泛民激烈碰撞的模式，將為香港帶來任何出路。
中央若嫌行中間政治太過「激進」的話，筆者也不介意找個穩重踏實的人出任特首，索性來個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並且主動約法三章，在未來數年重點與市民修補關係，恢復各方對一國兩制及政府的信心。這甚至是探討管治如何回到2003年前相對平和的時期的契機。
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對立統一的崩潰
這次由修例所引起的管治危機與風波，說穿了就是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對立統一的崩潰。兩者根本無從有機結合起來，導致歷年的人心回歸工程成果毁於一旦。筆者懇請國家在提出這些主張與方案之前，多做些準備工夫，並主動了解社會脈絡與動態，否則只會賠上香港、兩岸統一以至國家民族的未來。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