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件偉大的藝術品作品背後，都有一頭猛獸，一頭被馴服了的猛獸。
Behind every great piece of art, there is a wild animal──tamed.──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在上回，筆者提到現代化對人類社會帶來的衝擊。這是一個很深和很重要的課題了， 誇張一點來說，過去數百年的人類歷史，其實是可以理解為一有關不同文化怎樣面對和適應現代社會的故事，而這相信亦是一個具啟示性的角度，去明白今天的世界大局，以及「人類目前究竟是在做着些什麼」這更深一層次的問題。且讓我們先從俄國的情況開始，蓋這相信是可為中國和其他文化的情況，帶來重要的啟示和參考價值。
貝多芬《第九》巨大感染力的深層原因
在怎樣面對現代化這問題上，俄國人可以稱得上是走了一段很先驅和大膽的路。驀然回首， 俄國走的路十分動盪，可歌可泣的地方之多，罄竹難書。箇中牽涉的甜酸苦辣，有些方面可能是只有俄國人才能明白，而外人要對這些動盪對俄國人帶來的感受有所體會，最佳的方法，可能是透過近代俄國的音樂家、藝術家、文學家的作品。在之前，本文談過俄國小說家和哲學家艾恩蘭德的思想，今回會談俄國音樂家蕭氏塔高維奇（Dmitri Shotakovich）的心路歷程。
有說在音樂史上，最能振奮激勵人心的作品，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快樂頌》（Ode to Joy），而這跟貝多芬第五《命運》交響曲，又是有一定程度的互相呼應。是的，命運 （或天意） 往往弄人， 貝多芬身為人類音樂史上的不世奇才，但卻是變了耳聾，而且生活拮据，但儘管客觀環境是如此的惡劣，貝多芬仍然無畏無懼，勇往直前繼續音樂創作，誓要與命運搏鬥到底。據研究貝多芬的學者指出，貝多芬在創作《快樂頌》時，應已是完全耳聾。換句話說，他創作此曲時懷着的，可能是「即使已不能聽到但也要完成之」的心情──事實上，貝多芬第九確是貝多芬最後一首交響曲，在完成之後的兩年多，他便離開人世。由此看來，貝多芬在創作快樂頌時，應是深明他一生跟命運和殘酷現實的搏鬥，很可能會是這作品作終結。套用本文開首引述的維根斯坦金句，貝多芬第九是可以視為貝多芬赤手空拳試圖馴服那命運以及自己內心那無比複雜情緒的猛獸留下的痕跡。這過程所隱含的血與淚，以及巨大的勇氣和無盡的付出，可能就是貝多芬第九能夠有此巨大感染力的深層原因。
蕭氏塔高維奇《第五》能跟貝多芬的《快樂頌》媲美
的而且確， 就振奮激勵人心方面而言，快樂頌到達的境界，可能是無人能及。不過， 若是一定要找一首樂曲能跟它媲美的話，筆者會說是蕭氏塔高維奇的《第五交響曲》。記得多年前，香港管弦樂團曾邀請過蕭氏塔高維奇的兒子到香港指揮演奏他爸爸的經典作品。筆者有幸欣賞過這場演奏，對此樂曲結尾後一段的激昂、振奮、期盼，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值得留意的是，蕭氏塔高維奇一直對俄國的十月革命抱有很大的熱情和期盼，他的《第二交響曲》的名字，便是「獻給十月」（To October）。儘管蕭氏的音樂後來受到官方批判， 但他對國家和民族，應仍是有着很大的認同──蕭氏塔高維奇《第五交響曲》名副題是「一個蘇維埃藝術家對合理批評的創意回應」（A Soviet artist’s creative response to just criticism）。這蕭氏塔高維奇《第五交響曲》，大抵是流露着他一代的人，或甚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一已期盼了很久很久的日子的終於來臨的欣喜與激昂，但在激昂之餘，又隱隱然有着對現實理解的清醒。我們可能是要明白蕭氏的愛國情操，才可體會到他跟着經歷的政治迫害對他帶來的衝擊。在1936年，俄國經歷了所謂的「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蕭氏不少的朋友和親人都是受到迫害，被關進監獄或甚至是失去了生命。
蕭氏的心路歷程值得深思
我們可能是一定要明白蕭氏這段經歷，才可想像到蕭氏《第五》和蕭氏《第十》的風格會是如此的不同。蕭氏《第十》是發表在史太林剛過身的1953年，有說其中第二段是描述史太林，不過蕭氏塔高維奇並不承認，只是說樂曲只是有關人類的感情，跟政治無關。對於這點，我們不得而知，也許即使蕭氏《第十》真的隱含對史太林的控訴，他也不能承認吧？
毫無疑問，蕭氏曾對俄國的十月革命抱有很大的熱情與期盼，但他跟着見到的現實，跟他當初的預期有不少落差，但終其一生，蕭氏似乎都沒有改變過他對列寧的尊重，不過後來他的兒子是離開了俄國。可以這樣說，蕭氏塔高維奇的音樂跟他處身的歷史背景和個人經歷是分不開的，他的心路歷程， 也許是可有助我們對俄國走過的路，會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和感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