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成功經驗的背後——香港學不來的地方

早前,筆者在《芬蘭是這樣照顧學習差異的,香港可以嗎?》一文提到,北歐國家芬蘭不但在國際評比中有理想表現,其對學生的校內差異處的包容性,以及在收窄不同學校之間的學習差異的成就,均是香港所望塵莫及。其處理方式主要有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時能做到真正的「學會學習」,在能力與知識之間取得平衡,不會強迫學子操練以提高成績;校內不會有「精英班」和「非精英」班,同班同學按不同能力編入不同學習組別,少有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學子能建立內在的學習動機,在學習的階梯中按自身進度拾級而上,故能取得成功經驗。   成功經驗可以參考 不可複製   由於芬蘭的成就令人矚目,引來世界各地的注意,香港一些教育界人都到當地取經,少部份學校更嘗試引入其成功經驗,當中亦得到一定成果。不過,芬蘭的成功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本港教育制度要大規模仿傚,恐怕亦非易事。首先,香港受東方文化影響,認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視教育為提昇競爭力的不二法門,故基層家庭固然會視教育為向上流動的途徑,中產家庭也會當教育為維持下一代社經地位的手段,進而過份重視學業成績,以競爭和比較的心態看待教育,試問芬蘭沒有標籤效應和不重比較的文化怎可以在香港落實呢?再者,東方式學習文化將學習理解為「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的歷程,芬蘭學習模式難免會被急於求成的家長所唾棄,視之為「低效」和「散漫」。當然,近年一些家長重視子女的學習歷程和興趣,反對為結果而大力催谷,可是此風氣未成主流,故除非個別學校能以此為招徠,取錄學生的父母都具相同理念,否則芬蘭經驗實難以推廣。   另一個香港與芬蘭最大的差異就是「名校文化」。芬蘭的基礎教育重視平等,各校之間的資源和教學水平相近,不會有名校和非名校之分,故家長不必為「選學校」而費心。芬蘭為居富裕國家前列,國民普遍有相當教育水平,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相近,由於學生的家庭和社經背景接近,故家長為子女選校時也不必考慮「選同學」的問題。在上述條件下,芬蘭學校不必互相競逐和評比,家長不必為子女入學問題而全力催谷子女,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均沒有存在的土壤。反觀香港情況,社會貧富懸殊,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差異極大,家庭管教的水平也有異,父母選校時當然要考慮「同學」因素,以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者,香港中小學亦未能做到管理和教學水平相近的地步,校際之間的差異一日存在,家長自然要為選校要操練子女;學校自然要為收生問題而提高自身吸引力和競爭力,操練文化亦由此衍生。   最後,再談學制分流、職業教育及社經背景等問題。芬蘭在中三畢業後將學子分流,當中近四成學生選擇職業中學,這情況絕對是香港所不能想像的。就筆者觀察,形成這現象的背景有二,一是西方國家具人人平等的觀念,重視勞工權益保障,產業發展均衡,不少行業都建立了工會和專業認證制度,故「工字有出頭」,水電技工的收入甚或高於擁有碩士學位的教師,當地家長又怎會像香港的父母,視子女入讀職業中學為畏途。二是芬蘭的教育體制成功建構多元互通的學制,入讀職業中學者不但可以取得職訓認證,更可以報讀大學的相關應用課程的學位,這正是香港新高中學制期望建立,但最終進展緩慢之處。學制分流取得成功,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就不必人人走「競逐成績」的「窄門」,而可以因應自身的能力和興趣,循序漸進,作多元化的選擇,自然能夠包容差異,有利照顧差異。反之,香港家長和學生聞「職業教育」而色變,不同能力和性向者被迫催谷學術成績,最終形成一大批「失敗者」,差異自然不斷擴大,學校的「補底」工作也會事倍功半。   基於芬蘭和香港兩地的差異,芬蘭的成功經驗可以參考,而不可以複製;可以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反思,而不可盲目仿傚。除非移風易俗的工程全面鋪開,教育、社會、經濟、文化的背景和條件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的教育制度恐難走出當前的困局,做到真正的照顧學習差異。

早前,筆者在《芬蘭是這樣照顧學習差異的,香港可以嗎?》一文提到,北歐國家芬蘭不但在國際評比中有理想表現,其對學生的校內差異處的包容性,以及在收窄不同學校之間的學習差異的成就,均是香港所望塵莫及。其處理方式主要有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時能做到真正的「學會學習」,在能力與知識之間取得平衡,不會強迫學子操練以提高成績;校內不會有「精英班」和「非精英」班,同班同學按不同能力編入不同學習組別,少有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學子能建立內在的學習動機,在學習的階梯中按自身進度拾級而上,故能取得成功經驗。

 

成功經驗可以參考 不可複製

 

由於芬蘭的成就令人矚目,引來世界各地的注意,香港一些教育界人都到當地取經,少部份學校更嘗試引入其成功經驗,當中亦得到一定成果。不過,芬蘭的成功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本港教育制度要大規模仿傚,恐怕亦非易事。首先,香港受東方文化影響,認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視教育為提昇競爭力的不二法門,故基層家庭固然會視教育為向上流動的途徑,中產家庭也會當教育為維持下一代社經地位的手段,進而過份重視學業成績,以競爭和比較的心態看待教育,試問芬蘭沒有標籤效應和不重比較的文化怎可以在香港落實呢?再者,東方式學習文化將學習理解為「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的歷程,芬蘭學習模式難免會被急於求成的家長所唾棄,視之為「低效」和「散漫」。當然,近年一些家長重視子女的學習歷程和興趣,反對為結果而大力催谷,可是此風氣未成主流,故除非個別學校能以此為招徠,取錄學生的父母都具相同理念,否則芬蘭經驗實難以推廣。

 

另一個香港與芬蘭最大的差異就是「名校文化」。芬蘭的基礎教育重視平等,各校之間的資源和教學水平相近,不會有名校和非名校之分,故家長不必為「選學校」而費心。芬蘭為居富裕國家前列,國民普遍有相當教育水平,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相近,由於學生的家庭和社經背景接近,故家長為子女選校時也不必考慮「選同學」的問題。在上述條件下,芬蘭學校不必互相競逐和評比,家長不必為子女入學問題而全力催谷子女,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均沒有存在的土壤。反觀香港情況,社會貧富懸殊,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差異極大,家庭管教的水平也有異,父母選校時當然要考慮「同學」因素,以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者,香港中小學亦未能做到管理和教學水平相近的地步,校際之間的差異一日存在,家長自然要為選校要操練子女;學校自然要為收生問題而提高自身吸引力和競爭力,操練文化亦由此衍生。

 

最後,再談學制分流、職業教育及社經背景等問題。芬蘭在中三畢業後將學子分流,當中近四成學生選擇職業中學,這情況絕對是香港所不能想像的。就筆者觀察,形成這現象的背景有二,一是西方國家具人人平等的觀念,重視勞工權益保障,產業發展均衡,不少行業都建立了工會和專業認證制度,故「工字有出頭」,水電技工的收入甚或高於擁有碩士學位的教師,當地家長又怎會像香港的父母,視子女入讀職業中學為畏途。二是芬蘭的教育體制成功建構多元互通的學制,入讀職業中學者不但可以取得職訓認證,更可以報讀大學的相關應用課程的學位,這正是香港新高中學制期望建立,但最終進展緩慢之處。學制分流取得成功,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就不必人人走「競逐成績」的「窄門」,而可以因應自身的能力和興趣,循序漸進,作多元化的選擇,自然能夠包容差異,有利照顧差異。反之,香港家長和學生聞「職業教育」而色變,不同能力和性向者被迫催谷學術成績,最終形成一大批「失敗者」,差異自然不斷擴大,學校的「補底」工作也會事倍功半。

 

基於芬蘭和香港兩地的差異,芬蘭的成功經驗可以參考,而不可以複製;可以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反思,而不可盲目仿傚。除非移風易俗的工程全面鋪開,教育、社會、經濟、文化的背景和條件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的教育制度恐難走出當前的困局,做到真正的照顧學習差異。

黃家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