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貴族愛好金銀器，將它與吉祥、永壽的美好意願結合，融入衣食住行等幸福生活細節，既為高貴飾物，也視為起居的必需品。由於尚處於中古迷信時期，各種對命運的期盼，自然又與天地四方的神靈物像互相匹配，構成固定的事物信仰。於唐前期影響至深的，當以中國先秦戰漢長年累月沉澱而來的「四神」觀念為代表，東面青龍、西面白虎、南面朱雀、北面玄武，通通以物像化的手法來表達神靈保護的功能。惟四像內容，又不局限於方位神祗，對唐代統治者來說，某些深深感受到神靈臨格之物，均可加入此大家庭，隨時建構幸福的圖譜，思想價值可謂靈活多變。
唐代巔峯之作 銀鎏金花團錦盒
古月堂珍藏的唐代銀鎏金花團錦盒，便是唐人金銀器工藝的巔峯之作，精緻的器物雕錯之間，瀰漫昔日貴族裝扮的脂粉氣派。飾盒高4.5釐米、盒口直徑11釐米，通體以錦簇的鎏金花團為主體裝飾，由纏枝花蔓圍繞，並以滿布的魚子紋為地。它與現時存世的銀鎏金飾盒均有相類的特點，在邊緣位置鎏金，形成上下開合時多重的金屬條紋，把四角八稜曲線之美，表露無遺，同時亦將焦點收蓄在盒面的中心部位。細心考察盒上的物像標誌，走龍和猛虎配置於東西兩側，惟上下則由飛鳳和鸚鵡擔綱，鸚鵡曲翼銜綬之狀，並與其他三者顧盼身後，互相呼應，形成瑞鳥、瑞獸在花團之下轉圈的動感。觀者不禁會問，為何小小鸚哥居然可以晉身四像？這種雕飾到底意義何在？凡此，不能不追溯於唐前期獨特的政治和宗教淵源。
盛唐宮中愛鸚 影響及於詩作
原來唐代高門閥族、騷人墨客均喜歡蓄養鸚鵡，武則天愛好鸚鵡成為傳頌的佳話。由於鸚鵡的「鵡」與武則天的「武」諧音，武氏一度以此為國姓，鸚鵡便成了國鳥。武則天當上皇帝，欲傳位於武氏，鸚鵡如神靈所感，夢中折翼獻身示警，由狄仁傑解破夢境，成功堅守着李唐基業。此外，在武則天調習貓與鸚鵡一同器食時，鸚鵡為饑貓所吃，讓武則天感到武家王朝不能長久，鸚哥之機靈神驗，由此在唐人的《朝野僉載》中生動地記錄下來。
到玄宗治國，他和楊貴妃所養的「雪衣女」，又產生了感人的故事。據《明皇雜錄》記載，開玄中，宮中有一外號「雪衣女」的白鸚鵡。玄宗每次與貴妃、諸王博戲時，稍有不勝，左右呼「雪衣娘」救局，很快牠就會飛過來搗局，其靈巧若此。另一隻五色鸚鵡，也有過人表現，《唐書》中記載玄宗若被左右陪臣牽扯御衣時，鸚鵡就會瞋目叱吒，令高力士等輩知所進止。書中且載玄宗嘗賜（新羅王）興光白鸚鵡雌雄各一，加強了國與國之間的互信。
唐朝人認為鸚鵡能習人類語言來打擊不法，增添了此鳥朝堂上正義不阿的本色。張說《綠衣使者傳》便講述了長安城中富豪楊崇義，其妻子劉氏，與鄰居李弇私通，被謀害於枯井中，結果為家中鸚鵡之語揭發。故事到了最後，唐玄宗封鸚鵡為「綠衣使者」，收於後宮餵養。盛唐宮中愛鸚至此，影響及於唐朝詩作，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率相以此為題，形成普遍的文學描繪對象。
佛教文化薰陶 鸚哥升格神鳥
政治濁流、文俗創作，提高了鸚鵡的超拔不凡的個性，徹底將鸚哥升格為神，實得力於佛教的薰陶。上文提及的「雪衣女」，史載：「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多心經》即是佛典《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其宗旨是用般若觀察宇宙萬物皆空，最後悟出成佛的道理，在唐代已廣受人們接受。如《廣異記‧王琦》載：「 （代宗） 永泰中，（王琦）又病篤，乃於燈下，澄心誦《多心經》。……至三十九遍，懈而獲寐，翌日複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癘，琦燈下至心為誦《多心經》，……琦卻誦經四十九遍，李氏尋愈也。」唐人認為誦讀此經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鸚鵡躲避災難也誦讀當中經文，並日夜不息，大有昄依佛教，獲得解脫的意味。到了明代，李詡筆下且加以比附，在《戒庵老人漫筆》卷七《鸚鵡事相同》云：「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厚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悅狀，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頹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後喜，即為啟籠。居數日，立化於玉球紐上。後悲動，以紫檀做棺，葬于後苑。」從情節內容判斷，此故事應由「雪衣女」的故事演化而來。只是，武后的鸚鵡與玄宗的鸚鵡相比，不僅能誦佛經，還具有佛教的思維而已。
唐人李蘩淵在《聖渠廬》中講述的鸚鵡故事與佛教的關係更為密切。故事中的鸚鵡不再是平凡的鳥，儼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史載：「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鸚鵡先是虔誠修道的佛教徒，後成了菩薩示化的神跡，成為時人修佛向道而獲得超脫的典範。
化生鸚鵡故事 反映佛教觀念
類似的故事描述，在唐代《法苑珠林》、《酉陽雜俎》、《全唐文》、《淵鑒類函》等史料中所記甚多。在印度的佛經故事中，鸚鵡是神鳥，往往以佛的過去世出現。民間故事中也有很多菩薩數度轉化成鸚鵡的記載。《六度集經》卷四《鸚鵡王本生》云：「昔者，菩薩為鸚鵡王，常奉佛教，歸命尊。時當死，死不犯十惡。慈心教化，六度為首……佛告諸比丘，時鸚鵡王者，吾身也，人王者，調達是也。」韋皋在《西川鸚鵡舍利塔記》中寫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嘻和鳴，演唱法音。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韋氏此說法是源於一個故事，據聞河東裴氏養了一隻一心向佛，恪守六禁，非時不食的鸚鵡。鸚鵡將死之時，十念「阿彌陀佛」而亡。火化之後，「果有舍利十餘粒」。 又據《太平廣記》載：隴右百姓劉潛，家養了一隻鸚鵡，鸚鵡每天都和劉潛的女兒講話，鸚鵡每念佛經，劉女定必焚香。一天，鸚鵡對她說：「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劉女問其原因，鸚鵡回答：「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卻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鸚鵡被放飛，三天後，女兒無故死去，並化作一隻白鸚鵡飛走了。故事要點，反映了佛教的前世、今生、來世的三世輪回轉化的觀念，在民間產生着深遠影響。
筆者相信，這些唐代佛教觀念均通過鸚鵡的故事為載體，臻於形象性的表達。唐人造鸚鵡銅鏡相贈（上圖），又在佛教相關器物上加上鸚鵡雕飾，繼而以鸚鵡進佔四像，與其他吉祥物平分春色，均非偶然為之。這些藝術行為，反映了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氛圍下，賦予了鸚哥擅長於解意、趨吉，且知音、奉佛與化生等多種功能，值得從現存的相關器物中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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