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持續，仍有許多人不能相信運動沒人指揮，即沒有「大台」。
有一套領導學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了近40年，由Ronald Heifetz創立，教授碩士生如何在社會及職場裏發揮「調適性領導」（adaptive leadership）。這套源於社會心理學及政治哲學的領導理論，可解釋不同領域和行業的群體動態，教導大家如何管理因改變帶來的衝突，化解價值觀之間的矛盾，歷年來深受哈佛學生歡迎。
我會從Heifetz的調適性領導框架剖析這場運動：政府的領導力何以失敗？沒有大台的示威者算不算發揮領導力？
權力是什麼
很多人迷信權力，認為一天無權、無社經地位、無強力後台以致無話語權及影響力，一天都沒可能做領袖。帶領這場運動的眾多參與者，以寂寂無名的「小薯」如大學生、中學生及剛出來工作的年輕人居多，他們在社會、職場、學校或家中沒什麼權力、地位和影響力。不難想像，許多既得利益者、有權勢或傾慕權貴的人對其口誅筆伐，看不起他們，貶之為「廢青」。
倘單以權勢來斷定人們有否資格發揮領導的話，清末的孫中山、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全是「廢青」！然而誰敢說他們不是領導楷模？其實，他們行使「非正式權力」來發揮領導。
權力分為正式權力（formal authority）和非正式權力（informal authority；註）。當林鄭月娥被委任為特區行政長官時，她便被賦予正式權力，在香港履行《基本法》要求的職務。然而掌握正式權力者不代表就是領袖，要視乎其如何善用權力以帶領香港向前邁進。換言之，being an authority figure does not make you a leader。
身居要職的問責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還有不少有頭有面有錢有身分的「社會賢達」，沒有在適當時候運用正式權力來發揮領導，如捍衛《基本法》承諾在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按照程序公義給予《逃犯條例》修訂議案90日而非20日的諮詢期，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堅拒成為令法治制度禮崩樂壞的主謀或幫兇！
總的來說，特區政府該用正式權力時不用，不該用時卻誤用甚至濫用。政府有正式權力動員警隊以適量武力驅散示威者、拘捕使用暴力和破壞公物的人（包括黑幫及撐警人士！）。不過，警方無差別襲擊路人、任意拘捕穿黑衣或樣貌年輕者、涉嫌包庇黑幫和同鄉會人士、拘捕時使用過分武力毆打被捕者，而據國際特赦組織最新調查顯示，扣留期間警員毒打及用酷刑對待被捕者、拖延被捕者即時就醫及見律師的基本權利，此乃濫權濫暴濫捕！
絕對權力絕對腐敗至此，怪不得中文大學最新民調顯示，50.5%受訪市民認為特區政府要「為武力升級負責」；認為警察和示威者要負責的分別為18.5%及12.7%。受訪者對警察「完全不信任」由6月初的6.5%飈升至9月初的48.3%！換言之，市民深明導致這些災難後果的源頭，均源自政府。
非正式權力建基於聲譽、政績、誠信、能力、價值觀和信任，須逐漸累積和建立，是別人賦予權力的不明文「契約」──當你能符合人們期望時，他們會願意賦予你更多非正式權力，心悅誠服地達成你的意願。
主導這場運動的眾多人士，統稱「連登仔」，以赤子之心及犧牲精神走上街頭抗爭，在6‧12示威集會中聲名大噪，成功令政府「暫緩」修例，並無間斷地在每個周末發動各區遊行，將公義和法治帶進社區。他們不顧負上刑責或性命來換取香港長遠和穩固的法治、自由及民主，日漸贏取市民信任。
「連登仔」逐漸建立強大的非正式權力，帶領市民向着共同目標（爭取五大訴求）邁進，動員市民到不同地點遊行集會靜坐，又以不同形式表達訴求：多區手牽手組成人鏈，於各大商場和廣場大合唱，設立「連儂牆」，由本地文宣工作延伸至爭取外國支持，兩度眾籌於幾十份外國報紙刊登廣告，前赴聯合國、德國、英國及美國，親身講述香港核心價值被蠶食及人權受侵犯的現况……數以十萬計的小市民在自己的小宇宙發揮不同程度的領導力，由街頭巷戰衝出至國際層面。
領導力孕育領導力
部分示威者固然犯過不少錯誤及非法行為，但他們的道德感召為其建立強大的非正式權力，抗爭蔓延至各區的普通居民──屯門、沙田、元朗、黃大仙、深水埗、荃灣、觀塘、九龍灣、美孚、葵芳、油尖旺、太子、太古、港島東、中西區，亦奮起發揮沒有正式權力的領導。
這場運動由最先一批示威者，激發起各區街坊也發揮領導力起來，leadership generates leadership（領導力激發更多領導力）。這種遍地開花的impact，比過百萬人遊行更強大，也是掌權者最害怕看到的力量！
對於慣性服從或倚仗權力的人，這種「沒有正式權力者也可發揮領導力」的觀念，無疑是莫大的思想衝擊。這類人不能接受示威者沒有大台指揮，因為他們不願學習和接受「非正式權力」的觀念。與其改變自己思維，倒不如訴諸各種陰謀論如幕後黑手（即擁有正式權力的外國勢力），總好過相信數以萬計的普通市民會如此「戇居」和無私地參與，甚至領導為期3個多月的抗爭。
示威者切忌犯殘暴錯誤及仇恨罪行
在大多數市民心目中，政府及警隊的非正式權力已跌至谷底，出現嚴重管治危機：當權者擁有的正式權力蕩然無存，無論說什麼，市民都認為是語言偽術、狡辯和謊言。反之，無權無勢的街坊和年輕人，由於非正式權力與日俱增，縱使沒有大台，人人卻發揮不同程度的領導力。長遠而言，示威者須不斷增強民意及海外支持，切忌犯下「對家」的殘暴錯誤及仇恨罪行，才能保持決定性的非正式權力。
有示威者和記者把「沒有大台」翻譯成”leaderless”，這是誤導性的。我會翻譯為”powerless”，意味市民在沒有正式權力的處境下，卻能發揮領導力。沒有大台，卻有千萬個領導者帶領抗爭！
註：Ronald A. Heifetz, 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 3-5.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