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李波事件 我不相信是中央刻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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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葉主席（葉劉淑儀）請我來班門弄斧，我儘管將自己的小小意見分享一下。我首先是對標題有意見——中央和特區關係也可以開研討會？有些奇怪，因為中央和特區的關係，「一字咁淺」，就是中央和地區政府，這個關係為何要開研討會呢？確實令人詫異。另外令人詫異的是，一國兩制我們說基本界線由《基本法》規定，《基本法》是一本小書，大家看過吧，裏面寫的字是很簡單的。回望回歸而來，種種事件無一不因為《基本法》而引發。

我們今天面對什麼問題呢？一國兩制對香港人最大的挑戰，就是中央和香港人對這四個字的期望和理解，差異相當大。有一件事雙方都忘記了，一國兩制是妥協的安排，這件事中央政府和香港人都常常忘記。大家首先要明白這個歷史背景，一國兩制是妥協的安排，以兩制來換取香港回歸祖國。如果大家思考一下，每當談到中央和香港關係時都想想妥協這兩個字，可能麻煩會少很多。這個妥協代表主權和兩制同樣重要，是要並重的。中央不要單說主權，我們香港人也不要只說兩制。基本上主權和兩制的平衡就在《基本法》寫了出來。如我剛才說，差不多所有回歸以來所有重大的事件——差不多每天都有——李波事件是近年來最令年輕人不信任中央政府的一件事，乃至認為中央是不合法的政權。

原因何在呢？大家知道我是律師，做了40年，我可以告訴大家，差不多所有的爭吵，都是出於對同一字同一句，兩個人的看法可以完全不同。剛才佳叔（劉兆佳）說過，中央認為她有全面管治權，這是正確的，但中央說的時候是一種，香港人聽的時候又是另一種。為何會有不同呢？完全是文化差異和歷史背景的問題。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是一個法律的術語。有時西方人會說 with respect，字面解「我尊重你」，但他們說這句話時，其實是指他不同意你的看法，但中國人聽到「我尊重你」就解成你同意我，完全不同。同一個字是完全相反的意思，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在《基本法》裏邊，所有剛才說的所謂矛盾和衝突，都源於對同一字句或字眼理解不同，因為大家的文化背景、法制背景不同。另外一點，有些一般認為接近北京的權威人士，常會出來解讀《基本法》在說什麼，例如中央管治權是什麼意思，但問題是香港人對這些人缺乏信心，他愈解說，大家愈容易在另一層面上解讀，像剛才說的 with respect 一例。

涉及《基本法》矛盾的地方，例如怎樣解釋行政長官的任期、居港權的問題，甚至政改上中央的參與程度，其實都是《基本法》出的問題，也涉及人大常委會作出一些決定，而這些決定完全缺乏透明度。大家不知道何時說了什麼，突然間有了個決定香港人就要遵守了。香港人也沒有一個參與的程序，沒有人可以在人大常委會作決定之前，去講講你可否考慮我的看法再決定呢？是不會的，像政改，人大常委只會聽一個人說，就是特首。特首做了一個報告，但報告說些什麼呢？我們立法會討論了很多年，要求將呈上北京人大常委的報告攤開來給我們看看或者討論一下呢？不行，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基本法》是一國兩制和中港融合最權威的指導文件，反而不知不覺成為了爭吵的導火線，是不是相當諷刺呢？

談到中央與特區關係，我覺得有很多空間可以改善。例如我現在建議設立一個《基本法》的諮詢架構，收集港人對《基本法》實施的意見。這是重要的，因為現在沒有渠道，大家是靠看報紙。中央政府是看香港報紙、聽一些中間人說，或接觸一些民主派，又或者由一些機構聽了，寫報告給中央，但這些報告是怎樣寫的我們從來不知道。我不是懷疑這些報告有多精確，但如果只聽一兩個人的說話，其實是否有代表性呢？第二是要建立正常的溝通渠道。現在是沒有的。諮詢架構或溝通渠道，其實有一個機構可以做——中聯辦。其實中聯辦理論上是應該做這些事的，但因為歷史背景問題，它成為了香港所謂建制派的顧問，關係實在太過密切。如果你叫中聯辦突然間拋開建制派，走去和泛民主派溝通呢，我想是「世界變了」，建制派會第一個出來有很大意見。加上今年是選舉年，我和敵人對戰，你去和他打交道，這是說不通的。所以中聯辦傳統上做不了這層工夫。

那為何我們不可以有一個專注搞好中港關係、唯一目標是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機構呢？那我們就不需依賴那些代言人、親中人士每天在電視上講幾句話，就代表中央意見，或者立法會議員講幾句就代表香港人的意見，道理是一樣的。其實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中央政府和台灣政府勢成水火，曾打過仗。我上北京不斷的問，為何中台關係似乎更好過中港關係呢？最近中台關係轉好，其實是因為台海有一些非官方的溝通渠道和組織，九二共識也是這樣出來的。為何我們不可以有類近的呢？不是說香港要有一個獨立的政治權力——完全不是——只不過針對一個問題的所在，我們有一個調解的架構，可以有一個沒有電視拍攝的時間，雙方有不同意見攤開來講清楚，不需估估下（猜來猜去），到底 with respect 是尊重你還不同意呢？關起門來大家可以談清楚。

另外，一些用詞大家也要多了解。最近有某大律師上北京，引述張榮順主任說中央有法律可用，要槍有槍，要炮有炮。我不能代替他說明背後的意思，但我自己和張榮順主任也見過不少次，他是一個說話很有色彩的人，其實可能他笑笑口講，並不是那個意思，但傳來香港傳媒一報道就很大件事，中央要用槍用炮去管治香港，你班人還講港獨？會開槍開炮打死你。這樣的想法。可能完全是講笑話的，透過一個所謂代言人講了個不同或者相反的意思給香港人聽，就令大家更加缺乏互信，甚至憤怒，就是因為大家的語言沒有講清楚。

另外我們要避免以釋法解決問題。最近我們民主思路上北京，花了一整天和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的學者辯論，當然談了很多問題，包括港獨。很多北京學者說香港人完全不懂看《基本法》，包括法官和官員，完全誤解了條文，嚇了我一跳。我就說我好歹也是律師，也看過法律文件，為何你會認為我看的方法和你的完全不同呢？他們就講得很簡單，因為《基本法》是中央授權成立的，寫明了中央有釋法權，所以當你不明白時我就替你解釋，釋法你不就明白了麼。這就得到一個完全相反的後果：不但你解不明白，香港人完全反感，覺得你是改了《基本法》，違反一國兩制。所以如果你的出發點是搞好一國兩制，想中港關係向好的方向走，就千萬不要釋法。任何其他方法都好，不要釋法。

如果我們可以設立一些明確的渠道和程序，容許特區政府在落實一國兩制和實施《基本法》可以向北京定期匯報——現在特首有定期匯報的，但又是我們不知道他說什麼、沒文件的，也不會出來交代實際上談了什麼。為何不可以有透明的渠道，每年對於今年發生的矛盾，做一個定期的匯報去檢討？

第六，我要求加強中央各部門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知和理解。這一點是後加的，完全因為李波事件。我不相信李波事件是中央刻意去做，如果是的話中央領導人就非常愚蠢，我不相信中央領導人是愚蠢的。這就是說，可能是中央以外的部門做了些事，沒想過會有這麼大迴響，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會動搖得這麼要緊。如果各部門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和理解深一些的話，是否可以避免很多事情呢？每次這類事情出現，都會加深香港人、特別年輕人對中央的不信任，加深了他們對中央的憤怒甚至仇恨。既然有可以比較簡單地解決問題的措施，為何不去做呢？我覺得這是必須處理的。

中央和特區政府同時間也要更努力，特別是特首。現在香港人對特首的看法是怎樣的呢？只是一個代言人，完全站在中央一邊，香港人任何的利益、任何的渴求，他都不會反映。這可能對現在的特首不公平……雖然我不覺得不公平，但可能真的是不公平也說不定。但大家沒有實質的資料或訊息去矯正這個不公平的看法——如果是有不公平的話。所以透明的、互通訊息的重要就在於此。當然，有人說換特首不就行了？第一，我們真的不知道換不換到特首。第二，如果換了第二個特首，錯誤還是重覆出現，那怎麼辦？我們已經有三個特首了，暫時不說一個不如一個，雖然我覺得是事實。為何換了三個特首，今天所討論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日益加深呢？是三個特首還是整個架構有問題？一國兩制整個關係其實沒有變過，正因為沒有變過，日積月累的誤解就加深。最初是不了解，之後是誤解，然後不滿、仇恨，日積月累而來。

我在此引述張榮順主任，希望他不介意。有一次我在北京和他交談，他說北京和民主派牙齒印太深。為何有牙齒印呢？當初咬一口受傷了，再咬傷得更深，來到今天可能已經骨都露出來了。再不補救，我覺得一國兩制是面臨懸崖。我不是恐嚇大家，我自己非常擔心一國兩制捱不到2047年。未來有一個試金石：政制發展可否再重啟、港獨問題怎樣處理、管治質素的問題即是特首的問題怎去解決，這三件事逼在眉睫，所以希望中央和香港人都放下成見，各方繼續努力，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