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暢詠時代曲——西樂之傳華

時代曲,即是國語和粵語流⾏歌曲。外國音樂傳入中國後,會對華樂產生影響,其後被吸納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西樂之傳華,對時代曲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時代曲,即是國語和粵語流⾏歌曲,是緊隨着「五四運動」、在1920年代產生的新事物,是中國現代化、文化更新的重要⼀節。中國首次大規模引入外來音樂,是隋唐時(581-907)的胡樂,其實在之前的漢後內戰期間,特別是在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的約300年間(304-589),胡樂已在華北生根,到了隋唐便大放異彩。吸收了這些胡樂和各色樂器(二胡、琵琶、嗩吶等)的中樂,自此便成為華文化的一部分。

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入外來音樂,是清末的西樂(即是歐美的近代音樂),先是由「教堂歌」開始、然後是「學堂歌」、中式古典西樂、藝術歌、最後便發展到流行音樂的時代曲。國語時代曲,在1930⾄40年代的上海風⾏⼀時,旋即散播到全國。而粵語時代曲,便要到50年代的香港,才算真正的起步,到了70⾄90年代大盛,亦曾⼀度散播到全國、甚至海外。而一些西洋樂器如小提琴(violin)、色士風(saxophone)和班祖(banjo)等,亦是在這時期被吸納為粵樂的一部分。

教堂歌

教堂聖詩(hymn)是近代西樂傳華的首樂章,雖然基督教來華遠始自唐代,之後亦斷斷續續在元明清各朝有一些發展,但一般香港人較為認識的,是晚明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利馬竇(Matteo Ricci,1552-1610,義大利耶穌會)和他的後來者,他們的影響,主要是在少量的上層士大夫,真正對整體社會有深遠影響的,便要到200年後、晚清年間的新教(Protestant)傳華才開始。

英國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港譯摩利臣,港澳有多處地點是以他命名的),是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授職宣教士,便是首位來華的新教傳道人,於嘉慶十二年(1807)到達澳門,基於他的中文能力,遂被英國東印度公司聘為翻譯員,他便能用此身份作掩護,終其一生在廣東傳教和生活,死後葬在澳門的舊基督教墳場。

⾺禮遜亦曾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作為傳道培訓中心、印刷所、和教育當地平民,在他死後、鴉片戰爭後的1843年才遷往香港,1858年停止辦學,到民國後的1914年又再復校至今,曾數遷校址,在九龍塘牛津道的校舍最悠久。馬氏的寫作和譯作甚豐,包括《華英字典》(六冊)、《中文文法》 (英文版)、《神天聖書》(中譯的新舊約聖經)、公禱書(崇拜手冊)和聖詩集《養⼼神詩》等。

傳統的天主教(亦稱羅馬公教)不太注重音樂,在歐洲中古時期(500-1500)以經頌為主,如「額我略聖頌(Gregorian chant)」,詩歌和器樂甚少,但新教便來個大革新。顧名思義,新教是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宗教革命時產⽣、脫離天主教的各新興基督教派,它們⿎勵會眾在崇拜時互動、積極參予,包括讀經和齊唱聖詩,並多有器樂伴奏。所以,新教聖詩的歷史悠久,早在古典音樂先驅巴哈(J. S. Bach,1685-1750)一個半世紀前已開始,路德本⼈便有作聖詩。

而拆除中古時期對⾳樂的枷鎖、推動古典⾳樂的發展,新教是個積極的參予者。巴哈的一生便都離不開教會,他與眾多古典音樂時期(17⾄20世紀)的名家如海頓、韓德爾、莫札特、⾙多芬、舒伯特、舒曼、孟德爾遜、西貝流士等等,除⼤型的聖樂外,亦有作聖詩。而現代流行歌曲的所有⾳樂元素,實亦已包含在聖詩的模式中 ,如主歌/副歌組合的曲式(所謂 AABA、ABAB、 AAAA等)、五線譜的應用、七音階的⼤⼩調、四層/四部和聲、固定節奏等。

首部中文聖詩集《養⼼神詩》, 便是馬禮遜在鴉片戰爭前廿年(1818)翻譯和發表的,收有30首歌。在隨後的百多年間,陸續有幾百款不同的漢文聖詩集出現(有說若將各地方言、簡譜、純文字版計算在內,可能過千),至少有5、600首常用的聖詩,應用在大江南北的新教教堂中,而聖誕節和復活節歌,亦已開始傳播到教堂以外。到了1936年,由多間新教教會匯編的《普天頌讚》在上海出版,選集了當時最常用的514首詩歌,作為全國劃一通用的中文聖詩集,成為在解放前發行量僅次於《聖經》的宗教刊物。

《普天頌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4年版)和《新小學音樂——小一至小六》(陳遠嫻編,英利公司,1973年版),作者私藏。
《普天頌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4年版)和《新小學音樂小一至小六》(陳遠嫻編,英利公司,1973年版),作者私藏。

《普》中絕大部分為歐美歌(以英文原曲為主,約有250首更是幾百年前、上述大師和同期不太知名樂⼈的經典舊作),但亦有62首的曲調原創者為華人,如楊蔭瀏(1899-1984)的12首、胡周淑安(1894-1974)的八首、一兩首的作者有楊嘉仁、蘇引蘭、王吉民、馬革順、鄭輔晟、胡德愛、梁季芳等,創作年份由1929至34年。

而收在《普》中最早的中譯歌,是1850年代的幾首(馬禮遜的沒有被選入),除了幾名西人外,全集所有譯者主要是約共15名華人,當中最權威是上述的楊蔭瀏和劉廷芳(1892-1947),二人分別有212和163首的譯作,佔全集的約七成,而「五四」大文豪冰心(吳謝婉瑩)亦有一首。這詩歌集雖以國語為準,但亦有不少是可用方言唱的,筆者在香港的教會經驗,便是全用廣府話。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在1977年,推出了《普》的⾸次修訂版,由黃永熙(1917-2003)、 韋瀚章(1906-1993)等主持,然後在2006年再推出第⼆次的修訂,由黃永熙、譚靜芝等主持(譚是黃的門生,黃氏在修訂期間去世),此最新的修訂版,共收有916首詩歌,比1936年原版增加近一倍。筆者的音樂訓練,小半來自香港中小學的音樂課、特別是中學(天主教聖芳濟書院),大半是來自何文田聖公會諸聖堂的詩班,除了是該堂的小學生和教友外,筆者亦曾是該詩班的成員(1969-74年),《普》便是伴我成長的聖詩集。

教堂歌的傳華,實是一股巨浪,只90年間,便由《養⼼神詩》的30⾸歌,發展到《普天頌讚》精選的500多首,沒有被選入《普》的,估計有兩三倍以上,如約在1872年出版的《頌主詩歌》歌集,有說它是《普》之前最通用的,便起碼有百多首不被選入。可以說,遠在老上海時代曲之前,國人中已有豐富的西曲寫作和填寫中詞的經驗。

雖然教堂歌只用在基督徒圈子中,但在解放前,基督教的教堂、學校、醫療設施、和孤兒院等遍佈全國,尤其是沿海大城市,而近代的政治、企業、教育家和專業人士,不少都是基督徒(如國父孫中山),無正式受洗的信徒亦眾。現今香港的中小學,有基督教/天主教背景的仍是大多數,官方資料(香港政府年報、維基百科)指出,全港現有約120多萬名教徒、1500所會堂。

學堂歌、中式古典西樂、藝術歌

教授中西之學的新式學堂,在1898年「百⽇維新」之前,已在中國各地出現,清廷更在1905年正式廢除科舉,舊式學堂漸被淘太。而學堂歌,便是新式學校⾳樂課的教材,像教堂聖詩⼀樣,最初亦主要是中譯洋曲,不少更是東洋的(當時留學⽇本成風氣,已陸續有學成者歸國)。沈心工(1870-1947,與魯迅同期留學⽇本)是這方面的主力,他共譯/作有180餘首學堂歌,遂被稱為「學堂樂歌之⽗」。

與此同時,⾸批在外國正式修讀音樂的專才,於1920年代陸續歸國,如留德和日的蕭友梅(1884-1940)、留美的胡周淑安、黃自(1904-1938)等,他們開始在中國教授西洋⾳樂(樂理、⾳樂史等)。「五四」三年後(1922),蕭氏在得到蔡元培校長的⽀持下,在北京⼤學創辦了中國首間大學音專(北京⼤學音樂傳習所),後⼜在上海創辦了國立音樂院(即是「上海音專」,上海⾳樂學院的前⾝),胡周淑安和黃自,便是上海音專的主要教授,他們的同事如韋瀚章、學生如賀綠汀、劉雪庵、林聲翕、丁善德、朱英、江定仙等,皆早期中國音樂西化的積極推動者。

這些受過西洋⾳樂訓練的人,隨即開始創作有中國風格的古典西樂,分兩大類:其一是管弦樂、其二是藝術歌(lied/lieder,亦稱art song)。而⼀般⼈所熟悉的管弦樂,是後期(1935⾄59年)較為成熟的作品,如〈義勇軍進⾏曲〉、〈黃河鋼琴協奏曲〉、〈梁祝⼩提琴協奏曲〉和描繪江南風光的〈江南春早〉和〈夏夜〉等等,上述的作曲者分別是聶耳、冼星海、何占豪與陳鋼、朱南溪、楊善樂,他們便全皆是上海⾳專校友。

古典西樂的藝術歌,在19世紀「浪漫時期」的德國開始,是一種專為文學詩譜寫的「先詞後曲」,通常是用一或兩件樂器(鋼琴、提琴)伴奏的單人唱,亦多是短曲,大師級樂人便有舒伯特、舒曼、孟德爾遜、布拉姆斯、和史特勞斯等。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是公認的藝術歌大師,雖然只得31歲的短暫一生,但他的作品量大且廣,除了600多首藝術歌(大部分取材自德國大詩人歌德、席勒、海涅和穆勒的詩作),亦包括10部交響曲、19部聲樂劇、40多首奏鳴曲和弦樂重奏。

中式藝術歌,便是歐洲藝術歌的伸延,亦可以說是中國流行音樂的前奏,在首支國語時代曲〈毛毛雨〉之前七年(1927),便已有膾炙人口的〈滿江紅〉(1920,黎錦暉曲、劉雪庵/楊蔭瀏改,岳飛詞,黎氏亦是〈毛〉的作者)、和〈教我如何不想他〉(1926,趙元任曲,劉半農詞)等。隨後在1932至46年之間發表的著名藝術歌,便有〈玫瑰三愿〉、〈踏雪尋梅〉、〈花非花〉、〈馬車夫之歌/⼤笨象會跳舞〉、〈掀起你的蓋頭來〉、〈青春舞曲〉、〈在那遙遠的地方〉、〈紅豆詞〉、〈康定情歌/跑馬溜溜的山上〉等等,這些藝術歌的作曲或填詞人中,亦包括黃自、王洛賓、吳文季、白居易、佚名古調、和改編自中國邊族(維吾爾、烏孜別克、青海、西康等)的民謠。

筆者岳父是一名加拿大籍愛國歸僑,他在1950年代末曾短期回國服務,在廣州樂團(現廣州交響樂團的前身)任男高音,他當時在國內、和返加後多年在華人社群活動中的演出(個人或合唱團),主要便是上述這一類的藝術歌,筆者的非教會合唱團經驗亦是。在香港的60、70年代,知名的藝術曲唱家如費明儀(1931-2017),亦經常有公開演出,如在大會堂的音樂會、電台和電視的綜藝節目。二戰後香港的中⼩學⾳樂教材,一直都有選用早期的藝術歌和學堂歌,而這些動聽易學的兒歌,實陪伴著筆者這一兩代人的成長,亦是不少香港人的美好集體回憶。

在教堂歌、學堂歌、和藝術歌的牽引下,再經過美國流行音樂的衝擊,國語時代曲遂在1920年代末的上海啟航,邁開了華語時代曲輝煌成就的第一步。

淺談暢詠時代曲之一

馮應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