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香港革命嗎？

曠日持久的「反修例之亂」已成港人的「反修例之痛」，那種痛，是身體被切成兩邊的痛。身邊人如同陌路人，一個最熟悉的城市突然變得無法理解。從前，香港人的最大安慰是「It can’t happen here」（這種事不會在這裏發生）。現在，他們只會問：「When is it gonna end」（事情到何時才會告一段落）？

除了痛，還有一種被全世界出賣的感覺。鯨魚和海豚集體擱淺，報章和電視新聞總如實報道，不會說這些動物是「上岸朝聖」。今日香港的治安崩壞，暴亂不息，正一步步走上自毀長城的不歸路。這明明是一場「被拍下來用慢鏡頭播放的火車失事」（a train wreck in slow motion），西方傳媒不去探究失事的真相，卻為它塗脂抹粉，說成是為人權的抗爭和對極權的反抗。這不是一般的「假新聞」（fake news），而是媒體為自身或所屬國家的利益蓄意歪曲事實、杜撰出來的虛構故事。英文有「legal fiction」一詞，指法庭按實際需要所作的假設，例如把團體法人（corporation）當作一個活生生的人看待。在這個意義上，《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這些美國新聞機構對香港暴亂的報道根本就是一種「media fiction」。

暴徒和抗爭者口中的「時代革命」未成事實，但若然革命是指權力或社會結構在短時間內發生根本性的改變（fundamental changes），那香港人目前經歷的肯定是一場革命。比方說，有些市民對警察作為執法者的不信任程度，已經到了拒絕讓其進入他們居住範圍執法的地步。幾個月內，警察由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人民的性命和財產的保護者，到被當成非法使用武力鎮壓的人民公敵。警察使用武力和暴徒使用武力的本質差異被掩蓋和隱諱，並放在同一標準審視。這其實是邏輯上的謬誤，叫「false equivalence」（錯誤的等值關係）。

以暴養暴

警方的濫權和暴力（police brutality）是暴亂升級的必然結果。暴徒沒有以武裝力量推翻政府的條件，必須製造警民對立才有勝算。所以他們的策略是「以暴養暴」，逼警方使用更多武力應付不斷升級的暴亂。從這個角度看，警察的濫權和暴力絕對是暴徒「希望得到的結果」（desired outcome）；而今日香港警民關係勢成水火，反映了暴亂策劃者的如意算盤打得有多響。

這又牽涉到香港人對政治現實的理解力，英文所謂「political literacy」。近期「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說法甚囂塵上，是很多政治精英和意見領袖的共識。這是一種對政治──即權力是如何運作──的無知。當前的暴亂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根源，這其實是常識，正如一個平日奉公守法的市民忽然挺而走險去打劫，必然有內情一樣。

可是，對負責執法、檢控和判罪的人員，必然也只能把違法行為看成是一個治安問題（law and order issue）。政府方面，必須採取雷霆手段盡快遏制暴亂。社會穩定，才有展開對話和尋求共識的條件和基礎。將暴亂當作需要解決的政治問題，等於承認暴徒是改革派。如果政府這樣做，就是帶頭破壞法治。香港的管治階層（ruling class, 包括政府高層與社會精英及各界領袖）有這樣的想法，不是港人之福。

「政治盲」當上政治領袖災難性後果

一個「政治盲」（political illiterate）當上政治領袖，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倘若政府在數十萬人上街之後馬上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那它就不是向任何政治勢力讓步，而是向香港的公民社會致敬。但在警民衝突之後妥協，卻等於向一股新興但不明的政治勢力（英文所謂「wild card」）稱臣。

更關鍵的是，它為香港人上了一課他們永遠忘不了的政治課，那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流血，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There is no real change without blood）。於是，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暴徒不是暴徒，而是義士和改革的使者（change agent）。到今日，他們有些人仍然當暴徒是恩公，因而對其暴行姑息、縱容，甚至同情和支持。

暴亂期間，人的行為規範（norm）也出現了革命性的改變。違反規範的異常（abnormal）或偏差（deviant）行為不但不會得到嘲笑、排斥和譴責等社會懲罰，反而會被認可、鼓勵和表揚。大專生和大學生的「流氓化」是一例。

沒有激情，也就沒有革命

激進大學生基本上已接管了校園，他們在大學這個本應是尊重事實與崇尚理性討論的地方不講道理和採用威嚇手段，對管理層頤指氣使，對持不同意見的大陸同學圍毆洩憤，對校園設施肆意破壞。更要命的是，大學校長為求自保紛紛表態支持學生，隨着他們反政府的調子起舞。大專生和大學生是激進示威者的骨幹，香港的專上和大學教育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一整代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前途堪虞，政府的教育局和大學的管理層想到的卻只是自保，怎不令人痛心？

沒有激情，也就沒有革命（There is no revolution without passion）。我無法接受暴徒和激進示威者的行為，但也無法否認他們的滿腔熱血和激情。像為保家衛國而上戰場的士兵，他們問：「If not us, who? If not now, when?」（捨我其誰，非此何時）他們高呼「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們「自我戲劇化」（self-dramatizing）到這個地步，早已忘記了「reality check」──讓現實檢測一下自己所想所信的真偽和所作所為的後果。令人不禁要問，激情何價？激情何用？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