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20年新冠病毒爆發以來，本就有裂痕的中美關係再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不論是特朗普政府強硬的對華政策還是拜登政府對亞太各國聯盟關係的強化，都反映出華盛頓對中國與日俱增的敵意。在大洋彼岸的中國，不斷宣揚民族主義和激勵愛國情懷等方式還美國以顏色。尤其是在釣魚台列島、台灣海峽乃至南海地區，各方勢力劍拔弩張，擦槍走火或武裝衝突似乎不再遙遠。
恥辱與自負開啟日本明治維新之路
上述擔憂對熟悉日本近代史的人也許並不陌生。二戰後亞太地區出現一股新興力量，一個與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價值體系，加上沉澱已久的文化傳統帶來的民族驕傲，這些都與20世紀上半葉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極為相似。軍國主義的日本試圖振興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用戰爭來解決與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矛盾，結局令人唏噓。今天的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覆轍，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了解日本在上世紀「崛起」的過程中到底哪裏出現了問題。
19世紀中葉，在馬修·培里（Matthew Perry）船堅砲利的脅迫下打開國門的日本，深刻地意識到西方國家的強大，同時也因自身的落後而陷入強烈的羞恥感中。正是這種恥辱激發了明治維新的驚人成就。漫觀明治時代的雜誌或政治隨筆，隨處可見同類文字，都強調「建立一個子孫後代不會感到恥辱的國家」。事實上在短短幾十年中，日本擺脫了封建制度的桎梏並轉型成了一個基礎設施以及官僚體系一應俱全的現代化國家。然而也正是這種恥辱感，成為日本與西方交集中最大的障礙。
日本人面對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歐美人士對「黃禍」的恐懼，美國接二連三的排日法案，到三國干涉還遼等一連串事件，都不斷刺激着日本人的恥辱神經。日本人不斷地將自己視作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並逐漸形成了一種「國恥」的心理負擔。即便在日本不斷邁向帝國主義國家的過程中，這種將自身視為受害者的敘事不減反增，最終轉換為一種對西方世界的恐懼與仇視。與這種恥辱感同時冒升的是自負感，日本人認為代替了中國人成為東方文化的集大成者、領導者，堅定地站在與西方文化的對立面上。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諸如「倘若美國與日本開戰」之類題材的書籍與文章逐漸流行。更有甚者、預測日本與美國將各自代表東西方文化勢必決戰為期不遠，多如雨後春筍。在上世紀30年代，日本人心中這兩種矛盾的情感在經濟與政治危機中被不斷激化，最終將日本一步步引向了戰爭的深淵。
中國應記取教訓避免重蹈日本覆轍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於西方世界的仇視並非是與生俱來的。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與西方文明的交流堪稱東亞的先驅。西方的政治理論、道德哲學以及文學著作，如密爾（John Mill）的《論自由》（又譯《群已權界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都在日本民間以及學界廣為流傳。日本的大學積極重金禮聘來自歐美的教授。例如：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恩內斯特·費諾羅薩身為美國人，卻對日本傳統藝術的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明治時代從哈佛和普林斯頓等名校赴日任教的美國學者更是大有人在。位於北海道的札幌農學院甚至推行全英文授課，為日本培養了大批雙語人才。令人扼腕的是，這股潮流在20世紀隨着不斷增長的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戛然而止。日本在別有用心的媒體和政客的操縱下走上了不歸路。
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當今的中國是否會步日本的後塵？自從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的「蜜月期」之後，中國與西方及其盟友的關係逐漸惡化。中國一方面為巨大的經濟發展自豪，一方面又為西方世界對中國發展的遏制而感到憤慨與屈辱。更令人擔憂的是，如今中國的大眾媒體不斷炒作盲目愛國情懷，利用百年國恥來哄抬恥辱感的敘事，甚至將中美矛盾提升到東西方文明衝突， 認為中美必須決一死戰。這一系列現象都與二戰前的日本所經歷的如出一轍。
其實，我們不必太過悲觀。中國在上世紀改革開放的最初階段亦呈現媲美明治時期日本的包容性與學習能力， 出現一段韜光養晦、朋友滿天下的輝煌時期。因此，如何做好平衡對本國文化的自豪與持續吸收優良先進的西方文化，如何理性化解國際矛盾衝突而非動輒訴諸極端國家主義，以及如何在物質高度發展時相應地調整國民精神和心態，都是當今中國需要面對的問題。今天的中國絕對不能走昔日日本的老路。炎黃子孫絕對有能力再度展現泱泱大國風範，在國際複雜多變環境中保持可愛、可親、可信、可敬的身段和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