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於3月30日做了完善香港選舉機制的「決定」，人大常委於3月30日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於4月13日刊憲，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於4月17日展開工作，經過兩星期的密集式會議，於4月26日完成審議《草案》，5月3日完成審議所有修訂案，並訂定5月26日將於大會恢復二讀。《草案》將於月內通過，應無懸念。
委員會14位議員在短時間內審議達600頁的《草案》，包括6條主體條例和24條附屬規例，盡責盡職，一點也不粗疏。除了技術性修訂沒有爭議外，議員提出不少問題，更推動了兩項修訂，過程有序順暢。
現時改動同當年「831框架」原意
猶記得我於2018年出任立法會《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時，10多位泛民議員不斷提出規程問題，反覆提問、拉布，肆意喧嘩，動輒衝向主席台，擾亂秩序，中斷會議，情況混亂，委員會花了3個月才通過這條只有7條條文的《一地兩檢》草案。更惡劣的是修訂《逃犯條例》，因為泛民議員的激烈抗爭，我們很多時根本進入不了議事廳，連開始審議工作都有困難。立法會今次高效運作，反映泛民議員總辭撤離後，立法會回復理性及效率，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雖然立法過程順利，但是新選舉制度的細節並非沒有爭議，特別是人大常委賦予選舉委員會新的組成及職能，除了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選委會將提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也將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選委會的含金量大大提高。
此外，外界關注選委會取消個人票，5大界別的40組別，除了鄉議局、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人大政協，其他全部變成團體票。其實這點並非新猷，早在2014年人大常委秘書長李飛對《人大常委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831框架）做出的「說明」已清楚列出，「關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法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委員」。即是現在的改動，與當年「831框架」的原意同出一轍。
愛國者治港與一國兩制不能分割
另一爭議是立法會雖由70席增至90席，但是議席分布改變了，選委會選出40席，功能組別30席，餘下地區直選只有20席。
對於信奉「一人一票」等於「民主」的泛民人士來說，直選議席減少了，群眾參與（mass participation）減少了，就等於偏離普選原則，就是不公義，就是民主倒退。
我理解他們的非議，可是我們要反思，中央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回歸以來，若香港政局穩步發展，中央政府需要做出如此大動作嗎？很明顯，自2014年違法佔中以來，立法會的亂局、泛民「35+」攬炒香港的計謀，都反映制度有缺陷，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撥亂反正，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我們要知道，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不能分割，特別是在目前美國等國家圍堵中國的情況下，若不能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墮入外國代理人的手裏，一國兩制便不能延續。
此外，我們也需反思，「一人一票」是否就等於公義？是否就能達到最佳的管治效果？
事實上，近年西方社會也在反思這議題，很多學者發表了著作。他們發現，西方側重普選的民主體制出了問題，使國家陷入混亂、撕裂的局面，例如英國脫歐公投、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兩者共通點都是勝方只險勝些微票數，成敗雙方都不服對方，國家極端撕裂。
一人一票不能達最佳管治效果
近日，美國哲學家Jason Brennan出版了著作Against Democracy（《反對民主》），書中提出發人深省的論點，值得我們反思。
首先，Brennan指出，有別於個人的生命權利，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不是基本人權，而是涉及政治的權利，並且會影響社會及其他人。舉例說，個人結婚與否，或與誰結婚，純粹是個人選擇及權利；但是若投票支持脫歐，投票結果便會影響反對脫歐的人。換句話說，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如果個人錯誤行使權利，便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
Brennan認為，社會應該對於行使這些權利的個人（選民）有較高要求，他們應該對於自己行使權利的議題本身有深刻的認識，簡單來說就是知道自己「做緊咩」，例如要知道脫歐的前因後果及結果的影響、知道若投票給特朗普是代表哪些價值及會造成什麼後果等等。
因此，相對於一般人，選舉的權利應該由高度掌握知識及資訊、能作出理性分析、有政治判斷能力的人士去行使。
第二，書中指出，選舉不單不能凝聚共識，更會撕裂社會，讓朋友變成敵人（make friends become enemy）。我相信很多港人對這點都深有體會，香港近年便因為各級選舉的激烈競爭而陷入內鬥，2015年、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黃藍」撕裂，泛民鑽選舉空子醞釀奪權，不同政治立場的家人朋友反目。
4大建議拆解民主崩壞惡果
要拆解民主崩壞造成的惡果，Brennan提出了一些建議，某程度上和新選舉制度的精神不謀而合。
一、減少普選元素，減少群眾直接參與；相對地，讓有識之士行使投票權。Brennan甚至提出選民應該先考試，證明有政治判斷能力等等，才能投票。
二、相對於「一人一票」，Brennan提倡「一人多票」（plural voting），即是具知識、掌資訊、能力高的人，可以投多於一票。
三、實行賢人政治（Epistocracy），以賢人掌握政權，有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倡議由「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治國。不過，賢人治國在中西歷史也絕無僅有，要用制度補充，讓賢人有一定話語權，例如很多國家採用兩院制，就是制衡無知、非理性的群眾。
雖然英國的兩院制蛻變到上議院只有否決權，但是上議院不會廢除，以保留發聲；又例如黑暴期間英國下議院不斷譴責香港警察，衛奕信爵士便力排眾議，為香港警察說了公道話。
美國亦分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員兩年一任，議員甫上任便要為下屆競選拉票，因此容易被群眾牽着鼻子走；參議院則是6年一屆，參議員因此有時間做政策研究，或研究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可見即使達不到理想的賢人政治，很多國家也在制度上做到制衡，讓地位超然、學識較高、思想獨立的人有話語權。
四、加權投票（weighted voting），即賢人、知識分子等等能行使更大的投票權。
套用香港的情況，就是指選委會新的構成包括了「法定團體」代表、「當然委員」（例如大學校長），每名選委可以提名最多5名候選人等等，即是制度假設了這些人選是賢人、能人，透過落實賢人政治，減少群眾參與，達致平衡，以期最終達到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目標。
可是，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沒有瑕疵的，想當初香港在回歸前才落實的選舉制度，也只是實驗，要經過實踐才暴露流弊。如今改善了制度，是減低發生憲制危機的風險，但是實際操作及成效如何？新選舉制度將有多大程度受裙帶關係影響？未來成為選委、晉身立法會的人，將會是一般社會賢達，抑或是真正懂立法、願意履行職務服務香港的才識之士？大家拭目以待。
原刊於《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