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3年前左右吧，當筆者知道通識教育科將會改革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便決定要把有關新中國發展的國劇，至少順着歷史年代時序看一遍，好讓我實事求是地了解一次近代中國的發展，至少也有資格教授新開的公社科。當時在中央電視台播放的，就是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重頭劇《覺醒年代》（下稱《覺》）。
雖說《覺》可以說是所有革命國劇的前傳，但正如故事中常用倒敘法一樣，有時先知道了後來發生的事，再回看前因，感覺更深；加上，如對後來新中國的發展沒有認識，甚或有錯誤的認識，看這個前傳便變得亳無意義。筆者執筆之時，已經「經歷」了新中國歷史的一大部分：早至在《我們的法蘭西歲月》中與鄧公一起勤工儉學，後至在《歷史轉拆中的鄧小平》中看着鄧公處理香港回歸，而全套《覺》片也大約也看了一大半，經過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爆發。
《覺》以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為中心，闡述了一起面對舊中國列強侵擾的憂戚與共，表現出舊文化與新文化的矛盾張力。
百年前後的新青年
作為教育工作者，面對劇中重現的北京大學，實在感慨萬千。雖說這個北大是100年前的大學，但其實裏裏外外何嘗不是現代每一所學府的願景？
劇中，師生之間，縱然意見迥異，大家依然以禮相待，互相45度或90度鞠躬問好。這不是古代，只是100年前的中國。現在，人際間的禮儀又去了哪裏？
同學面對戰後新世界的秩序，自行組織讀書會，討論時局；面對巴黎和會的外國欺壓，莘莘學子在課上問胡適，如果身為大學生也無動於衷，又誰會為國家發聲？
這種開放、和而不同、關心世界、關心國家的心態，其實正正是通識科所提倡的。當年北大課程沒有通識科，但其實北大學生人人心中也有通識。通識科其實是人類教育進化的大勢所趨，沒有開放的態度和知識，其實連1919年的北大也不如。
百年前後的課程
當然，數年前香港學生缺少的，毋疑是對國家的國民身份認同。縱然有些香港學生聲稱是關心國家，但用的方法是一味依仗外國的協助（學習與依賴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其實也是缺乏了一種國人的骨氣，與百年前的北大學生背道而馳。期望今天的公社科經過一段時間的施行後，讓香港學生了解新中國得來不易的歷程和成就，重拾對國家的身份認同，然後，可以稱為香港教育史上走得最先進的通識科模式可以重新展現，學校學界可以再次解放、開放、和而不同、互相尊重、理性討論、以禮相待，重新發揮香港教育的優勢。
當時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等，為了實驗無政府主義而試立互助社，最終以失敗告終，但陳延年他們也沒有放棄，誓要找出原因，繼續尋找真理。真理，就是在不斷的錯誤中理順出來的，而這也是新中國成立的必經歷程。
通識科縱然在施行上有不足，也無可否認是教育發展的大方向；而通識科老師的際遇，亦無可否認會讓不少老師失去對教育的熱誠和方向，但筆者有一個感覺：當年北大教育的工作，其實通識科與公社科的老師才是承繼者，以此想法，這群老師與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同在，或許能重新找回教育的初心和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