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1930年代，中國的留學潮已過了三分之一個世紀。讀書救國的願望還未完成，而日本的侵略卻愈來愈緊，中國甚至有亡國的憂懼。這時候，留學鍍金正當熱潮，不少學生汲汲於留學路上。然而中日戰爭爆發，不少留學生又趕忙回國。
抗戰八年（1937－45年），是生活最艱難的日子。戰爭時間長，陷敵的地方多，烽火連天之下，難望有好的讀書或生活條件，還要面對炮火威脅，性命難保。這個時候，富有人家拿大筆錢叫兒女去留學。許多留學生卻是一聞戰爭打響，立即收拾行裝，共赴國難。他們有從敵國日本、從動蕩的歐洲大陸回來，也有從相對少威脅的英國、遠離戰爭的美國回來。
既然是抗日戰爭，留日學生擔心不走的話，不當漢奸就要當俘虜。從歐洲回來的，還多了一重經濟和旅途安全的考慮。一旦戰爭爆發，航行極不安全，郵船都有觸雷沉沒的危險，恐怕就沒法上路了；私費學生斧資有限，更怕留落他鄉。
何況留學的多是青壯男子，有些身為長男，見父母在戰區生活艱難，也得回家盡孝。1930年代出國的留學生，年紀比較成熟，不少已成家立室，有妻有兒，思鄉情緒更濃。在美國時想國家想親友的一個留學生，七七事變爆發時正橫貫美國大陸回國。到了西岸才知道事變的消息，大為震驚。船到上海的時候，北京已經不通電報和火車，冒險坐英國的船北上，船被炸，幸好沒有傷人。回到家，妻女以為他從天而降。幼女見到爸爸很親熱，但是沒理解久未見面的爸爸也是一家人，臨睡覺時指着爸爸小聲對母親說：「媽媽，怎麼他還不走啊？」
試想充滿家國之思的留學生，怎捨得留在安逸的異邦，讓父母妻兒面對戰火？
拒絕獨善其身 留學生冒險歸國
不要以為家人在中國的窮留學生才冒險回來。有些留學生有很好的家庭條件，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也回國了，還帶了外籍的妻子，讓妻子也同受戰火的折磨。
名校霍普金斯大學博士湯佩松在1933年回中國。研究院時期的同窗好友是個美國富家大族子弟，聽聞他要離開，立即從紐約趕到哈佛他工作的地方，提出向一家大學捐錢，建立一個基金，專供他在校裏長期做研究及少量教書工作；至於他有眼疾的太太，好友可以資助她回娘家及作經濟支援。面對這無比優厚的條件，湯佩松的反應很直接：「我未與任何人商量，當面既十分感激他、也十分痛苦地謝絕了他。」
1933年中國雖然未正式跟日本作戰，但是東北已經喪失。湯佩松的父親是民國議長湯化龍，被國民黨人刺殺於加拿大。
「我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放棄這個機會，回到『風雨飄搖』、沒有親人的並在1918年謀殺了我父親的政黨統治的中國來呢？」
湯佩松的髮妻是加拿大籍華人，也跟他回中國，直到1943年因為懷孕，營養不足，缺醫少藥，以致雙目失明，只好挺着大肚子獨自帶三個孩子回娘家，夫婦二人從此兩地分隔。
結交了英國女友的楊憲益則是歐洲也陷入戰爭的1940年回中國的。他來自富裕家庭，和英國女友感情深厚，他可以留在英國，卻念念不忘要回中國。「我知道，回到中國，我不會有機會過平靜的書齋生活。我是中國人，我知道自己必須回去為中國效力。如果我放棄中國國籍，留在國外，我將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十分羞恥。」他本來有志於學術工作，自1937年卻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宣傳抗日，做中國協會的主席，又用英文寫抗日的劇本。抗戰的心使他對從事學術工作失去興趣，1940年畢業時得了個四等榮譽學位，「既然我準備回中國，那麼我得哪一等都無所謂。」
楊憲益不是美男子。他的女友戴乃迭（Gladys Tayler）第一次見到他，幾乎給他嚇了一大跳，眼睛細長，臉色蒼白，但戴乃迭不介意這個彬彬有禮的中國男子的外表，「他對祖國的熱愛打動了我。在他房間的牆上掛着他自己繪製的中國歷朝歷代的疆域圖。」
他們的婚姻和回國計劃簡直嚇壞了丈母娘。楊憲益也有顧慮，他知道戰時中國，生活非常艱苦，而他的年輕未婚妻本來可以坐在軟墊兒上，衣着做工講究，吃草莓、糖和奶油。但是自稱對政治無知的戴乃迭說，「我對這些意見根本不予理睬。哈佛大學向他提供了一項研究經費，但我們倆都想回中國。」
「中國當時的國際地位那麼低，以致我1940年申請護照時也遇到了困難。我告訴批護照的官員：『我有合約，要去中國一所大學任教。』
『你不能相信中國人的合約。我們必將不得不由政府出錢將你帶回。』
『我跟一個中國人訂了婚，我們將一起去。』
『你要是發現他早已有兩個太太了呢？那我們必將不得不由政府出錢將你帶回。』
『我父親在中國，為工業合作組織工作。』
『那就另當別論。』
這樣，我才拿到了護照，跟楊憲益於1940年夏離開英國。」
戴乃迭就說：「不同於許多的外國友人，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學習中國經驗，而是出於我對楊憲益的愛，我兒時在北京的美好記憶，以及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書生報國
無論國家或私人，中國出了鉅資送了子弟出國，期望他們學成，有用於國。這些年輕人卻在炮火紛飛時回來，輕言犧牲，對中國有用嗎？
「蘆溝橋之戰──八年血腥的侵略戰爭開始了！當時我的心情既沒有悲傷，更沒有畏懼，只是憤恨的沉默。旅途中一面不斷地聽戰報，一面在沉思：我能做點什麼？」
這些學業初成的青年，大都是書生。除了醫科生可以立即投入救人，其他讀實用科目的，還未有深厚經驗；讀文史藝術的，在戰亂的環境，更可以說是百無一用。
留學生不會打仗，雖然衝動的曾經想從軍。湯佩松是生物教授，卻試圖到武漢和南京及上海參軍。但軍事機關的人「都認為我是瘋子。先是勸阻，繼而是不接見。⋯⋯即便參加了也不過是做後勤服務，何況我無一技之長。」
投軍無門之後，能夠想到的，難免是書生事業──亦即搞研究。他想研製防毒面具！後來才知道武漢、清華及其他大學的理科教授都在試做防毒面具，政府買樣本回去後，全部以測試失敗告終。「其實我一個秘方也沒有，只有從我那本化學戰書上得來的早已過時的東西！」
書生的損失
在流離失所的逃難生活中，生存很不容易，當時教大學也是窮教授。在動亂中，財物的喪失更是意料中事，戰區的存書不少毀於戰火，辛苦寫成的學術著作、譯述文稿，也弄得七零八落，只能長歌當哭。
留學歸來，遭逢國難，流亡轉徙，失去一切著述、鑽研的機會。窮愁、流離、艱苦、潦倒。自身也不得安穩，更難說做學問了。
不計較自己的學術生命中輟，而教導流離中的學生，使中國的學術工作不中斷，大概是書生最有作為的所在。賡續求新知，薪盡火傳，這也是救國使命的重要一端吧。
湯佩松總結了抗日初期又要參軍又搞防毒面具的魯莽經驗後，立定宗旨要在昆明「這個後方基地為百孔千瘡的祖國做出我應當做、也能做的貢獻。……為戰時和戰後國家儲備及培養一批實驗生物學的科學人才」。
讓人苦笑的，是50年代思想改造中要他檢討回國動機。他說這完全出乎他的意外，他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我對這個問題一直沒有仔細地思考過，因為我一向想法很簡單：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要回中國去，這是其一；其二是，我的成長教育，是由『四萬萬國民』的血汗（庚子賠款）換來的，我對這個『國恩』一生也是報答不完的。但是這兩點現在看來並不全面。中國人在國外仍能為國爭光，何必一定要在國內？我現在得到了另一方面的回答：這就是我現在，以及過去在美國的時期雖然在生活上是愉快的，但我內心一直有這一感覺：這不是我的本鄉本土，即有『不如歸去』的感覺。而生我之鄉的山山水水總是最可愛的。」
對這些正直的知識分子而言，回國是那麼天經地義，不必思量的事。改造他的人大概不會明白，天之驕子似的留學生，在外國生活得好好的，為什麼會回來既窮又亂的中國。而我們也難以明白當年的中國人的家國之思。湯佩松不但在抗戰烽火中由着失明的懷孕妻子回國，戰後的1947年他去聯合國開會，加拿大親友為他在大學謀得職位，他仍然要回中國，把夫婦之情放在次要。北平易幟前，他跟陳岱孫長談後，決心留下。他坦承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上說，這可能是他一生中一個重大的錯誤決定。在以後種種政治運動裏，他有幾次幾乎過不了關，幸好得到續弦的妻子支持。文革結束之後，他可以去美國安渡晚年，可是他仍然拒絕外國大學的聘約，因為在中國還有許多事要做。
「當想到在這50多年的滄海桑田中，我也曾一磚一瓦地為我的國家作了哪怕一點微不足道的貢獻，我的終生心願就得到滿足了。」
同樣經歷了十年文革，哀嘆抗戰之後又再耽擱不少時間，回首思之，心有餘痛的學者，也說1979年後，響應號召，獻身現代化，從頭收拾舊業，作為過渡人物，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上點專業課，帶幾名研究生，責無旁貸。
今天的中國人能夠不把這番獻身現代化的話，視作樣板的官腔，明白其中的深刻創痛和奮發最後光輝的動力嗎？
留學避難 心繫祖國
那怕中國滿目瘡痍、支離破碎，當時不少留學生仍然以中國人為榮，也不鄙棄中國文化。無論受了多少洋教育，中國傳統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思想，仍然鞭策着中國男兒。
這種匹夫有責的念頭在共赴國難的回國學生中清晰可見，在離國避難的留學生裏，亦可能隱蔽存在。備受父母憐愛的么子黎錦揚聽從長兄的安排，在抗戰最艱難的1943年出國。他的大哥是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黎錦熙，與官府中人有來往，既能夠不經考試就讓弟弟拿到留學資格，又能夠在惡性通脹肆虐時用官價換外匯，在美國又因為認識趙元任，令弟弟得到獎學金。
西南聯大畢業的小弟黎錦揚回憶說，當日在重慶與濶別有年的大哥簡短會面，大哥連寒喧也沒有，就說政府希望所有大學畢業生盡快離開中國。這真是政府的態度抑還是他的說詞，無從得知。而當他幫弟弟以官價換到美金時，他心情沉重地叫么弟「趕緊出國，免得在這裏被打死」。長兄當父，保護么弟免至死於戰禍，吐露了這個長兄的真情。
黎錦揚在美國上課之餘，跟朋友上夜總會找女孩跳舞，十足一個有後台走後門出國的小衙內。就在日本投降的那天，他與中國朋友大吃一頓慶祝，喝得半醉。獨個兒回到小屋時：「在日曆的1945年8月14日那一天上畫了一個紅色的大圓圈。八年的戰爭造成數百萬人喪生，給人類帶來難以形容的苦難。我的心潮澎湃，熱淚滾滾。我是個幸運兒，還活着，而且生活得很好。淚水是我對那些受難者及失去生命的人的感激，也是為我對抗戰事業無所貢獻的自責。我睜大眼睛向日曆上這一天行了個禮。」
節錄自作者即將出版的《大留學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