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今年1月遴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財金系教授管中閔出任校長，但由於種種原因至今未能上任。最近，他在香港演講，就台灣經濟和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和出路提出精闢的見解。他指出，擁有資訊、資源和資金優勢的台灣政府，曾在主導產業發展方面發揮過正面作用，但今天台灣政府已喪失主導產業的優勢，製造業出口導向的經濟亦江河日下，因此，管中閔提出開放市場、輸出服務業和重視人力資源，作為驅動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策略：
對於經濟策略，我的核心思維很簡單，就是「成長與開放」。大家或許會問，台灣已經開放（黨禁、報禁）幾十年，還需要說開放嗎？其實是要的。以我自己的觀察，我們在經濟方面的思維，其實是糾結的。有時我們覺得經濟成長慢了，想趕快做些事情，可是，我們又用各種理由，包括環境、勞工或其他因素，不准動這個，不准動那個。令到台灣在過去20至30年間，幾乎沒有什麼重大的投資項目。這種思維上的糾結，正是「我要成長」，可是我又找出很多理由，阻止那些能夠幫助成長的發展項目。舉例說，台積電是半導體產業的龍頭，是台灣製造業一大驅動力，對環保也有心有力，可是台積電在中科（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的投資一樣遭遇阻礙，就可看到這種「成長」思維的糾結。
加入世貿只為拓出口？
再說開放，一般人認為台灣已經很開放，還要怎樣開放？事實上不是這樣。台灣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其重要意義是促進台灣經濟結構以至體制的轉變，應該是更開放、更自由化的，可是，當時的台灣卻把重心放在怎樣利用WTO機制，更好地拓展出口，沒有對市場開放和體制作出更多的改變。因此有些人擔心，台灣在區域經濟結盟或自貿協定等缺席了，我們怎麼辦？有些人既有這樣的想法，卻又堅拒開放自己的市場。大家都知道，簽署自貿協定、參加區域經濟結盟，意味着人家開放市場，自己也要開放市場，然而因為我們思想上有所糾結，因此與別人談判自貿協定時進度緩慢，甚至招來不客氣的批評，認為我們不是真正要開放市場。
資本驅動增長難以為繼
過去，台灣跟東亞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成長，大致上都是所謂「資本驅動」，即大量的資本投入。台灣如是，南韓亦然，近數十年的中國大陸也是這樣，透過大量的資本投人驅動經濟成長。不過，經濟學告訴我們，大量的資本投入到頭來會造成回報率偏低。當發展到一定規模，若要持續促進經濟增長，一定不能只靠資本投入，唯有產業創新，帶動技術進步，這個道理大家都懂。過去的研究發現，東亞國家80%的動力來源於資本投入，相對而言，先進經濟體50%的動力源自技術進步，這就看到彼此的差距。我認為，談論技術進步驅動的經濟成長，一定要講創新。台灣有《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希望能夠推動創新。個人覺得其中缺少了重要的環節，即對產業創新的認知，以及對人力資源的重視。這些年台灣最缺乏的，就是對人力資源的重視。根據上述思考，我們要推動技術進步的成長、開放，我希望能夠做到以下四點：
一、 經濟結構的轉變；
二、 對人力資源的重視；
三、 對市場開放的重視；
四、 法規更新。
法規更新相對容易理解，經濟若要進一步發展，法規必須配合。經濟結構轉變和重視人力資源則需要分別說明。
出口減少須發展服務業
每當講到經濟變革時，我們過去藉製造業帶動台灣的成長，是依靠大量輸出，近年最大的出口地區是大陸。然而2010年之後，台灣大量出口的產品，幾乎都是衰退的，只有半導體相關產品一枝獨秀，輸出超過50%都是半導體相關產品。可以想像，完全靠製造業出口支撐的經濟增長很難持續，不管台積電今天有多強，隨着技術演變，競爭者加入，現有的優勢都將逐漸消失。如果製造業無法維持以往增長的速度，經濟結構勢必要轉變。從統計可知，台灣總值3600億美元的總輸出，87%都是出口產品，只有12%多一點與服務有關，即真正與服務業相關的只有區區450億美元。如果製造業不能維持榮景，我們只有發展服務業，但服務業在台灣的規模不大，因此要強調輸出，才能克服製造業輸出可能受到的限制，而服務業輸出中，台灣的現代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電腦顧問服務等，其實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換句話說，製造業儘管仍然是經濟當中很重要的一環，但我們已無法期望製造業能像以往般持續擴張，台灣的經濟結構必須更多地轉向服務業，包括服務業的輸出。
人力資源策略要放首位
我一直強調人力資源，因為簡單的統計數字就已令人觸目驚心，2017年台灣引進外勞，60%是藍領工人，比2014年增加了3%，另外35%做社會福利事業、照顧病人等，只有不到5%是引進外國專業人士，即70萬外籍人士中，只有區區3萬人可定義為白領，而不足5%的外籍白領中，還包括英語、外語老師，如果略去不計，其他大概就只剩下2%左右了。可以想見，我們引進的專業人士是遠不足夠的。
根據2016年全球人才短缺調查，台灣僅次於日本，排名第二、人才短缺百分比達73%，相當嚴重。也有報告把台灣列入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在人才遠不足夠的情況下，引進外籍人士的整個重心竟放在藍領工人，而不是高級專業人士！台灣若要發展現代服務業、輸出服務業，人力資源策略必須同步進行。
剛才說市場開放其實也很糾結──我們既要自貿協定，又不願開放市場。政府對很多產業仍然抱着管制心態，很多業者也因為自身利益抗拒開放，社會上也有民眾擔心開放市場會影響弱勢群體的生計，特別是2014年的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突顯了對市場開放的擔憂。
還有比較少人提及的，就是今天很多服務業，包括醫療、長期照顧等，被定義為「公共服務」，是「不屬於」可以開放、「不應該」產業化的。服務業中幾個大範疇都被定義為公共服務，構成了台灣在市場開放過程中的障礙。
綜合上述，未來台灣經濟策略的重點，應包括：
一、 結構變革與重心轉移；
二、 知識密集服務業（如金融服務、電腦顧問服務）與現代服務輸出；
三、 製造業智能化與服務；
四、 居供應鏈關鍵地位的「中堅企業」。
同時，在市場開放的過程中，應減少政府的介入：
（一） 放寬服務業准入限制；
（二） 開放技術專業人才輸入；
（三） 創造友善的投資環境。
我一再強調人力資源的重要，要將人力資源當作首要的政策，包括引進人才的策略，政府可以提供與之相對應的配套。另外是高等教育的變革，值得政府花更多的資源，作出根本的改革。而法規更新不僅要跟國際接軌，更要增加彈性，以支持更大程度的市場開放，允許更多「破壞性創新」的產業有發展機會（既然是「破壞性創新」，必然會顛覆很多傳統規則），例如電子商貿產業。過去很長一段时間，台灣抗拒開放第三方支付，這會窒礙電子商務的持續發展。因此，法規必須配合新創或突破性的商業模式，允許足夠的彈性，讓它們可以發展起來。
（管中閔台港論壇演講‧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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