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對中國而言，十分重要，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令中國進入新一輪的現代化。
對香港的小學教育而言，1978年也十分重要，當年起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並用一個嶄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取代升中試。
升中試成為歷史
1978年以前，初中學位不足，1962年起用中學入學考試作為篩選工具，分配小六考生進入官津補各類型學校的中一學額，簡稱「升中試」，對小六學生的老師及家長而言，這只考中英數三科的一次過考試，十分高風險，影響學生入讀不同中學的機會，也與校譽攸關，俗稱「一試定生死」。當年小五、小六生除補課外，有些所謂非主科的教節，也大有機會被挪用作操練考試之用，這種考試文化，除了主宰學習動機及氣氛，我認為也影響了小朋友的做人態度。
升中試的派位辦法十分簡單，大致按中英數三科得分作出一些調整後，排一條大隊，隊頭的先選學校，也有機會獲得免費學額，隊中的選校機會降低了，入讀名校的機會大減，隊尾的大多分派不到官津補學額，便要入讀私校甚至輟學。
在這種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制度下，同學間互相競爭的心態逐漸建立了，雖然小朋友天生合群，但慢慢也變得個人化起來，成績好的流於驕傲，稍遜的則偏向自卑。
新派位方式的優點
1978年取消升中試，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初中學位足夠令全部小六生入讀，但競逐名校的風氣沒有消減，如何分配中一學位呢？當時採用的方法大致這樣：
設立校內小五、小六三次報分考試，要呈報成績去中央。
用新設立以推理題目為主體的學能測驗（只有中、數兩科），去調整不同學校的學生水平，然後把全港小六生分五個組别（1至5組），第一組別的學生先選校，然後第二組、第三組、至所有學生都有官津補中一學位為止。
以上派位辦法較排一條長龍複雜得多，但有一些升中試沒有的優點：
一、它用三次個人校內呈分試的成績去決定校內隊伍的派位先後。
二、它用非學科內容的推理測驗去比較不同學校的水平，把不同學校的學生分為五組，第一組別優先派位，每一組別的學生人數眾多，便用隨機編號去決定先後次序，雖然有人說隨機派位有幸運成份，但始終是組別一的先分派，這種模糊了成績的做法在避免應試教育的要求下，是可以接受的。
三、由於校內呈分試包括中英數以外的學科如常識、美勞、音樂等，教師便不會為主科讓路，犧牲其他學科的教學。
用這個升中派位機制取代升中試，我認為是一項重大突破。沿用至今，雖然現在用中一前學科測驗取代了學能測驗，成績組別由五組改為三組，但我覺得改制的精神能夠延續，小學生升中壓力其實比升中試時代減輕不少。一試定生死，只操中英數的現象消失了，成績的重要性模糊化後，個人間競爭也減少了，小學裏的學習便顯得比前活潑多了。
高增值行業需要的12種能力
記得韓立文教授（Professor Henry Levin）在九十年代中的研究發現，高增值行業僱員需要具備的12種能力，其中包括主動性、合作性、能在團體中工作，朋輩間培訓……掌握多元文化等。我當年看過這篇報告後，心中十分欣喜，便把它融匯在基法小學的教育目標裏。最近幾年小班教學政策實施後，小學界十分重視推廣合作學習，對此我曾經多次予以讚賞。
我個人覺得推行合作學習不只是一種學習方法，它實在是香港教育界的新文化運動？為什麼？
合作學習據我個人了解，它較重視異質分組，強調小組裏不同人都有一個位置及角色，運用互動、分享、合作等方式促進學習。當年我還是教師時，曾經利用周六的課外活動做了一次實驗性教學，我負責科學實驗的環節，我把志願參加這項活動的同級同學按成績平均分為 A、B 兩組，每次都做相同的科學實驗，但實驗後的工作紙的評分方法有一個差異，其中一組用個人分排比，優勝者有奬，另一組用小組分比賽，優勝者全組有奬。經過一段時間後，發覺用小組分作賽的組別，其個人成績平均比另一組較優勝。
我歸因於以小組為單位的比賽，組員較重視得失，小組的團結及歸屬感令他們更熱衷學習。這種非智力因素，也能影響學習成效。
我期望香港的小學，在應試教育文化消退，合作學習的精神得到推廣下，我們的小學生在學習時更主動、能合作，能在團體中工作，朋輩間促進互動，充份溝通，包容多元。這種淡化個人間惡性競爭，重視班級集體常規建設的學習，在家庭裡新生一代成員較少，獨生子女較多的情況下，更是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