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因工作關係，曾與英華女學校結緣，我到過學校，跟學生分享寫作經驗，其後，也借用該校的禮堂，舉辦戲劇活動，認識了石玉如校長。
去年8月，張婉婷為英華女學校拍攝的紀錄片《給19歲的我》於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後，好評如潮。其後，在高先戲院安排的特別放映場，亦場場爆滿，一票難求，喚起了觀眾熱烈的反響和討論。而這齣電影在教育界，也引起不少回響，不少學校也特別「包場」，讓教師到戲院觀賞電影。
我苦候多時，直到12月中旬，因緣際會，才看到了電影……
然後，今年1月初，在高先電影有限公司位於佐敦的辦公室，我訪問了張婉婷。
話匣子打開後，就從她童年時的經歷說起，談到她早期的電影，還有她的近作。
小時候沒想過當導演
張婉婷說：「小時候，我從來沒想過當導演……」。她出生於半山般咸道上的一個大家庭，爺爺有幾條街的舖位收租。父親有22個兄弟姊妹，他排行19，後因家道中落，念完中學後，便出外工作，任職會計。
小學時，她入讀英華女學校，一家幾口，已搬到醫院道居住，雖然住在板間房，但她一點也不感到自卑。「媽媽好有自信，她是越南華僑，家裏很有錢，外公開橡膠園、船廠和酒樓。其後因為越共，逃難來香港……婚後也從沒有出來工作，在家『穿膠花』，幫補家計。」
英華女學校，位於半山羅便臣道，「媽媽對學校的好壞没有要求，就因為從我家步行5分鐘，就可以走到這學校，她便讓我讀英華了。」學生貧富都有，考進就可以入讀。「那時候，有同學住干德道，請我們去參加生日會，有cream蛋糕；我住板間房，跟媽咪說要開生日會，她又說好，差不多20多個同學來到，不夠位就跳上我家那張床，大家一樣高興。」
張婉婷的父親在她15歲那年去世，這是她成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她是長女，還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親戚勸她出來工作賺錢養家，「那年代女孩子不用讀太多書，讀到中四，我能做什麼工作呢？不是做工廠妹，便去做舞女。」她邊說邊笑，好像說的是別人的故事。
「母親是個樂觀的人，也很堅強，父親逝世後，在子女面前，完全沒流過半滴眼淚，沒事人一樣，令我覺得世上是沒有解決不了的事的。而且她很尊重我們，也信任我們，讓我們自己做決定。雖然沒有了爸爸，也沒有錢，但我從未缺乏過愛與安全感。」結果，張婉婷決定繼續讀書。
英華對於清貧學生，照顧有加，「我讀書不用學費，吃午飯都不用錢，老師還幫我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一位外籍老師Miss Moore，她叫我教她中文，其實是想給我錢，表面上，好像我教她，但每次都是她反過來教我英文，又請我吃飯，教我餐桌禮儀，還帶給我冒險的機會，讓我經歷了黑夜大海獨木舟漂流的滋味……」對於這位地理老師，她心存感激。
「後來，我一共教5份補習，兩份夜校，每月可以賺到500多塊錢，加上媽媽穿膠花的錢，全家都繼續住在原來的地方，我們還可以繼續讀書，一步一步的熬過了難關。」就這樣，她半工讀的繼續念書。
讀書難不到她，而且她自小就熱愛唱歌，無論是學校還是教堂的合唱團，都積極參加，還考入了梅伯少女合唱團，「這是個商業合唱團，由趙梅伯領導，很Professional，我負責唱高音的部分。」
回顧中學時代的生活，張婉婷一點也不感到辛苦，反而覺得過得很自由，也很充實。
第一次真正想拍電影
中學畢業後，她考進HKU，「當時，我想做記者，所以選讀英國文學和心理學。除了上課，她要補習、教夜校……「有一年，我當了何東宿舍的Sports Captain，要督促同學去練波……」她也熱愛運動，最愛壘球，曾加入南華壘球隊。
念完大學，張婉婷在旅遊協會做公關，工作了兩、三年，「我討厭朝九晚五，希望可以做些不用呆在寫宇樓的工作，於是想去外國進修。」她申請到Bristol University（布里斯托大學）讀戲劇，那是英國戲劇專業很出名的學校，旁邊還有個Bristol old Vic劇院。「彼得奥圖就在那裏演戲，英國最Top的演員，除了倫敦之外，幾乎都在那裏出身。」Bristol University取錄了她，而她也拿了柏立基獎學金，除了念戲劇，也修讀Creative Media。「全班10人，只有我和一個古巴佬是外國人。」
在念書期間，她看了不少歐洲名片，「我比較喜歡寫實主義的作品，例如第昔加的《單車竊賊》（The Bicycle Thief）。」
她很用功，拍畢業作品時，當上了TV Drama的編導，片名叫”The Mrs Tam I know”，說的是一個快餐店師奶的故事，「我根據生活上認識的人寫劇本，有一點點紀錄片的味道。」她後來拍的「移民三部曲」，大抵就植根於此。
為了賺點外快，她跟着BBC拍了一個關於香港圍村的紀錄片，「我幫忙做場記和翻譯，就是『跟頭跟尾』的Production Assistant，然後我才發現，BBC那些人真的讀過很多書，才做到那個崗位，他們分工很清楚，每個人都很professional，從資料搜集到拍攝工作，全都一絲不苟。」
「日間做完訪問，我晚上就要寫逐字稿，將訪問圍村村民的訪問，逐字記錄下來，翻譯成英文。雖然每晚工作，非常辛勤，但這是很好的訓練。」她後來拍紀錄片《龍的深處》，也要求場記這樣做。
這次難得的經驗，讓她體會到，「拍電影是莊重的，而且要用上平時學過的東西，包括音樂、美術、攝影、文學、演戲，全都有用處，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真正想拍電影，決定不做記者了。」
接着，張婉婷進了香港電台任編導，「當時我與麥繼安兩人一組，我做導演，他就做PA：他做導演，我就做PA，既辛苦又忙碌。」她最初負責兒童節目《香蕉船》，其後轉為拍攝戲劇節目，作品包括及《屋簷下》及《獅子山下》中的單元等。那時候，香港的電影發展蓬勃，「新浪潮」湧現，讓那些在外國讀電影的人，可以大展所長。
我終於成為一個導演
張婉婷在港台大約工作了兩年，「在這段時間，我開始明白到在電影這一行，真是要學過、做過、實幹過，才能達到最佳成果。」於是她報讀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修讀電影碩士課程。
「NYU的學費很貴，我要讀3年，加上住宿，共十幾萬美金，這筆錢在香港可以買一層樓了。」可是，她儲的錢只足夠支付一個學期的學費。
紐約大學取錄了她，她也不管自己的經濟狀況，決定先到美國再隨機應變。「我沒想過，可以讀完這個課程，縱使流落紐約街頭，我也會感到快樂，覺得worth it……」懷着傳說中”If you can make it in New York,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的雄心壯志，張婉婷跑到紐約去念電影。
「班上原本只有兩個中國人，就是我和一個台灣同學，他就是《非法移民》中的男主角。羅啓銳是後來加入的，他在南加州大學（USC）讀了一個學期，然後才轉到NYU來。」她和羅啓銳的緣份，正是源於紐約大學。
那時候，留學生不准做兼職，她唯有做黑市工。「當時，整個唐人街的人都看香港的電視劇集，像《大內群英》、《大地恩情》那些……」得朋友介紹，她在唐人街的一間租錄影帶的店鋪內工作。
「我做樓面經理，就是租帶服務；羅啓銳就做技術主任，即是翻錄劇集的影帶。我的工作有點特權，那些人租完第一集，就想看第二集，碰上是我朋友，我就會預留第二集給他；如果不是朋友，我就說租光了。」就因為這樣，她結識了不少朋友。
在唐人街生活的非法移民很多，「我跟他們混熟之後，他們會將自己的生活體驗告訴我，我拍的《非法移民》、《秋天的童話》……大都來自他們的故事，我很慶幸認識了這班朋友。」
「NYU的課程很全面，非常practical，也很demanding……班上同學來自五湖四海，很多人的家庭背景都不錯，但都很包容，不會歧視其他人。」
有一次，方逸華帶同邵氏一行人來到紐約，參觀攝影器材展，她想認識一些電影學生。張堅庭為她牽線，找些學生陪她參觀攝影展。事後，方小姐請他們吃大餐，還說：「如果你們有什麼Project，可以隨時找我，我會看看能否幫手。」說完她便走了，很多人都覺得她只是說說而己，但張婉婷聽了卻深信不疑，不停地構思Project。
與此同時，他們正要籌備Final year的畢業作品，「那年暑假，我便孤注一擲，帶着《非法移民》的故事大綱，返回香港找方小姐。」最後，得到張堅庭幫忙，她才有機會見到方小姐。
「我把劇本大綱交給方小姐，不斷推薦這部低成本製作，既可以運用學校的所有資源，包括同學、35mm攝影機與燈光等，全部免費，還有親戚朋友可以當免費演員，預算大約港幣100萬。」也許，方小姐覺得100萬拍一部電影實在「超值」，兩日後便找她簽約。
她興高采烈地返回紐約，像英雄般凱旋而歸。「機場內，所有同學都來迎接我，對學生作品來說，有人投資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同學都說要加入我們的crew。」
非法移民在當時來說，是一個hot topic，「這齣電影有點Docu-Drama的感覺，講述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為取得美國合法身份而假結婚，其後發展出真感情的故事。我們一拍就拍了半年，期間克復了重重困難。現在回想起來，我慶幸當時的每一個朋友和同學，慷慨地付出了寶貴的時間，只是為了完成一部電影。」《非法移民》（1985年）是他們的畢業作品，也成了他們的第一部電影，還為張婉婷奪得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導演。
1986年，張婉婷回到紐約拍《秋天的童話》，作品取材自她個人在紐約的留學經歷，「故事中周潤發飾演的『船頭尺』，他的原型就是我在唐人街認識的一個好友『巢皮檸』（劉健寧）……」，此片大受歡迎，亦獲得第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多項大獎，包括最佳電影、最佳編劇、最佳攝影，也為周潤發帶來第24屆金馬獎的「最佳男主角」獎。
其後，她執導《八兩金》（1989年），說的是一名華裔的美國移民回到中國家鄉的故事。這3部電影，是張婉婷早期的作品，就是「移民三部曲」。就如許鞍華所說：「電影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尤其是好電影……最好的作品，都是將他們印象深刻的真人真事戲劇化而成。」
談及這段往事，她坦言：「NYU成就了我，令我終於成為一個導演，不單只是因為它的課程，而是那個社會，以及我在唐人街認識的人。」
追蹤英華少女的故事
話題一轉，我們談到張婉婷的近作《給19歲的我》。
話說2011年，英華女學校計劃拆卸舊校舍重建，當時的校長石玉如邀請張婉婷把事件拍下來。當年母校對她不離不棄，她對母校提出的要求，從來都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包括為學校拍紀錄片。
最大的挑戰來自拍攝的時間，最初估計6年，「按當時預算，校舍的重建工程，三幾年便可完工，期間全校移師到深水埗的臨時校舍（前德貞女子中學校舍）上課，然後搬回羅便臣道新校。」
有一批英華女生將有緣見證3個階段的校園，他們想記述她們這代人的經歷。「一開始，我們的着眼點就放在學生身上，我想追蹤這班少女成長的過程，同時，也紀錄社會的變遷……不是要記述工程的始末。」拍攝對象是當年仍在舊校舍正在讀中一的學生。
「學校提供了50多位給我們挑選，我先請她們每人給19歲的自己寫封信，再從信中挑選比較特別的進行面試，並非只選品學兼優、乖巧的同學。」最後選取了30多個，包括連面試也不出現的「阿佘」，寫字偏在左下角的「香港小姐」，想要做一級文物館館長的「阿雀」，還有中一已立志要當警察的「Madam」……
「阿佘是我揀的。她讀書好，跳舞又叻，又是班長，人長得漂亮，很懂說話，說自己反叛，打過阿媽，但信又寫希望19歲時懂得孝順父母，對比很大。」提到這群女孩子，她滔滔不絕的說起來。
由於資金有限，只能支付專業攝影師的薪酬，張婉婷找來同班同學當分組導演，先將學生分成4組，每人跟幾個，追蹤學生每天的生活，由家中出發到學校，再到不同地方，要花一整天的時間，「這班『師奶團隊』，來自不同行業，全不懂做導演。第一件事，我叫她們要站在攝影師後面，但她們總是走得不夠快，入了鏡，就很徬徨。我說，入了鏡就扮路人甲，無人認識你，若無其事就可以了，如果表現張徨失措，那個shot（鏡頭）就不能用了。」她笑着說。
她坦言，作為紀錄片導演，不應該過分介入，可是面對着這班學生，看着她們長大，大家不自覺地投進了感情。例如「香港小姐」，「那時她很慘，無人跟她吃飯；父母不在身邊，姨丈又不理她，她就幻想自己患了絕症，有段時間說自己快要死。分組導演只好請她食飯、安慰她，又帶她看醫生，幸好後來她媽媽接她到美國去一起生活；但直到臨走前，大家還是很擔心，不知後父對她怎樣。」
「又如阿Ling，弟弟患有自閉症。她自小知道，父母總有一天不在，就要由自己照顧弟弟……很多家庭都一樣，父母的注意力全都放進那個不一樣的孩子身上，另一個孩子就會感到很辛苦。」
「其實每個人的成長，與父母的關係最密切，當然，學校也有影響。」張婉婷感慨地說。
每人都有個歲月神偷
張婉婷表示，在拍攝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其中一項是校舍工程的開支與進度遠超預算，2011年這一屆的學生，從舊校舍搬到深水埗後，只能在臨時校舍完成中學生涯。石校長為此問過張婉婷，拍攝計劃要不要擱置。
開拍兩年後，又遇上中三少女的反叛期，「她們在兩年間犧牲不少課餘時間和私隱，加上身邊同學、好友，甚至家長的微言……學生鬧情緒，不想再拍下去。」經過一番勸說，拍攝繼續進行，但無法阻止學生躲避鏡頭。
她坦言，從沒想過要放棄，「小姐脾氣變幻莫測，她們不肯讓我拍，就等到她們讓我拍為止，最重要堅持信念。」拍攝團隊唯有見步行步，能拍就盡量拍。
「我拍電影多年，沒給人罵過，卻被學生指着來罵，只好學會謙卑，適時做『樹窿』，聆聽少女的心事，嘗試開解她們。就算我生10個女兒，她們也不會跟我講那麼多心事，我亦不會那麼了解年輕人。」張婉婷認為，與年輕人相處，最重要是給予支持，對他們有信心。
她深信，「學生會改變，她們遇到很多困難，也犯過錯誤，但都可以自我療傷，懂得自我調節，有很強韌的生命力。」
正如石校長所說：「有時學生令人覺得不可理喻，但只要明白我看見的她們只不過是永恆的片刻，她們還有將來的面貌，那我就可以平心靜氣面對現在的她們了。」
石校長在張婉婷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位校長，還是一位教育家，她有前瞻的視野。「她為人豁達，患上癌症後，仍肩負校長的重任，也沒有告知我們，默默地接受化療。」
到了第三年，團隊從30多位學生中，挑選12位全程跟拍，然後再選6個，繼續追蹤拍攝。到後期，張婉婷親自追蹤4個，包括極有個性的「阿佘」、單純可愛的「阿雀」、追求完美的「阿Ling」和單車好手馬燕茹，她的老同學，監製黃慧則負責跟進渴望當警察的「Madam」，以及生活在美國的「香港小姐」。
直到2019年，新校舍終於建成。「我們邀請學生回到新校拍攝，豈料她們對新校沒有什麼感情，反而懷念深水埗的臨時校舍。」張婉婷指出，學校宏偉與否，並不重要，她們最珍惜的，是同學、師生之間的感情。
張婉婷覺得拍這部紀錄片，最大的困難，不是面對這班女學生，而是怎樣將幾十萬小時的片段，剪成兩個多小時的電影。
「最要命是先要做逐字稿，每個女學生都有幾本筆記簿，以免遺漏哪句話，然後就是初剪後的不斷剪片。第一個版本，連羅啓銳也說悶。他一直很支持我，他說話很真，不會哄我，所以我們才可以合作那麼多年。」可是，紀錄片已拍了10年，她不甘心就此放棄。
「其後的版本，就以不同的主題、事件、年份、變遷不停地縱橫交織，像織布一樣，慢慢織、慢慢改……」結果一剪就是3年，剪了十多個版本，才得出現在公映的版本。
「每人都有個歲月神偷。」她深信，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憑着這個信念，支持她繼續做下去，完成這套電影。
盼望為母校籌建泳池
十年辛苦不尋常，張婉婷與其團隊，付出的精神、時間、心力……委實不少。「這故事不只關乎英華，也關乎青年人的成長，關乎想回首過去的成年人，更反映了香港社會的變遷。」張婉婷相信，每位觀眾在觀賞後，一定有各自的感觸和反思。
她也期望，藉着這齣紀錄片的票房收入，為母校籌建一個泳池。「新校舍雖然宏偉，仍未有足夠的資金興建泳池，學生現時仍需老遠的跑到外面的泳池上課，好辛苦！」原來建泳池的費用很昂貴，需要幾千萬。
「也許是夢想，但我盼望觀眾會支持這部電影，奇跡會出現！」張婉婷坦然道出心聲。
談及未來計劃，她透露，「我想開拍一部電影，片名就叫《10個學醫的少年》，說的就是香港西醫書院第一屆醫學生的故事。首屆的畢業生，最著名的，就是孫中山先生。」西醫書院，是香港大學的前身，於1912年併入港大成為該校的醫學院。
「最初，袁國勇醫生找我，拍一個發生在醫學院的愛情故事。我將背景設定在西醫書院，反映時代的變遷……」劇本已寫好，她希望找到投資者，將故事搬上大銀幕。
生命總是充滿挑戰，未來的歲月，只能一步一步走過去……
近日閱報獲悉，《給19歲的我》榮獲第29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最佳電影獎。「6位被訪少女猶如璞玉，有未經矯飾的直率動人，在鏡頭前散發着點點靈光。」評論一語中的。
此片將於2月2日正式公映，我也盼望奇跡會出現，讓張婉婷的夢想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