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一個國家從最野蠻的狀態提昇到最富裕的境況，其實並不需要太多的東西。持久的和平、簡單寬鬆的稅制，以及公義得以彰顯的制度，就此而已。其他的東西可以透過自然發展過程中自然衍生出來。
Little else is requisite to carry a state to the highest degree of opulence from the lowest barbarism, but 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ll the rest be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在上回，筆者提到全球的意識型態在1980年代時，正醖釀着重要的轉變，而戈爾巴喬夫可能正在籌劃着另一場「世紀大刁」。若這是屬實的話，這可能是全球和平格局出現大轉變的一重要契機。
戈爾巴喬夫推動的珍貴歷史契機？
今天回看，這個契機對於俄羅斯民族和西方，以至整個世界而言，都是十分重要和珍貴的。正如筆者早前指出，西歐國家和俄羅斯之間有着數百年的恩怨情仇，要消除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是有很高難度。但值得留意的是，美國跟蘇聯或俄羅斯之間，並不見得是有很大的夙怨，而大家在意識型態上的分歧，到了1980年代時已縮窄了不少，至少在經濟層面上，戈爾巴喬夫對自由市場並不見得有什麼抗拒，甚至有興趣將市場力量引入蘇聯的經濟體系。因此美國和蘇聯破冰，然後蘇聯或俄羅斯逐步融入世界共同體，並跟美國在減低核戰威脅和世界和平上共同合作，並非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蘇聯對東歐1989年的劇變一直顯得甚為容忍和克制。這是令很多人感到十分意外，蓋當時蘇聯絕對有能力派軍隊鎮壓，即使這樣做國際社會也未必會感到意外，因為早年他們對待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就是這樣。但據記載，戈爾巴喬夫一直反對派軍隊干預東歐，對東歐國家而言是莫大的好事，如此一來，他們獨立就不用怎麼流血，大致上是和平地進行。
但從國家利益和權力的角度看，蘇聯這樣做有點令人難以置信。有說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蘇聯應至少運用其權力令東歐諸國脫離蘇聯的過程來得較有秩序和受到掌控，但蘇聯當時沒有這樣做，很難用傳統的現實強權政治邏輯來解釋，因此有歷史學家以「1989年的謎團」（The Enigma of 1989）來形容當時的情況。
當年戈爾巴喬夫在盤算什麼？
究竟當年的真實情況是怎樣，唯有留待歷史學家將來慢慢考證。不過，在邏輯上，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價值觀和信念對事件明顯有關鍵影響，這就引伸出一個問題，就是當年戈爾巴喬夫究竟在盤算着什麼？國際社會和人類錯失了的，又是一個怎樣的機遇？
相信我們今天仍未具備足夠資料作出判斷。不過，綜觀戈爾巴喬夫自1985年上台之後的言行，以及當年的國際和蘇聯內部形勢，戈爾巴喬夫當時的判斷，可能是美國對蘇聯沒有領土上的野心。若蘇聯的經濟民生要有長足發展，她務必要擺脫巨大的軍費開支。對東歐國家克制，應可有助贏得美國和西方的信任，並闡明蘇聯根本沒有解放整個歐洲的意圖，令日後大家可以進一步減低軍費開支，並有可能取得西方的配合甚或支持，幫助蘇聯發展經濟。
另一方面，若美國沒有意圖入侵蘇聯，美蘇又在世界和平方面合作，容許東歐多國獨立或半獨立，變成政治中立的地方，並各自引入巿場機制自行發展，可能為蘇聯的內部政治經濟改革引入動力和火花，亦說不定。
史密斯的大膽斷言不宜輕視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低估持久和平所能衍生的力量。驟眼看來，本文開首引用的說話，很容易被人認為是簡單得難以置信。但值得留意的是，這句說話是出自亞當．史密斯，而若細閱過他的著作，大家相信會同意他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很努力地用不同方法去考證自己的觀點。
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國富論》是一長達近千頁的著作，而史密斯在整本書是用了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個案，去反覆考證自己的觀點。熊彼得（Schumpeter）曾經說過，史密斯仿如「用上了燈去照亮每一處細微的細節，把事實不斷加熱，直到它們可以被燃燒起來以提供曙光」（Lights up the mosaic of detail, heating the facts until they glow）。
從治學態度看，史密斯是一很令人尊敬的學者。他不輕易作判斷，卻曾作出好幾個一般以為相當大膽的斷言，但細看以下，其實每句皆內藏很深的智慧， 因此我們是不宜輕視本文開首的引言。筆者會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