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須留意，我在為上述自由主義觀點辯護時，我不是在一個去脈絡去歷史的世界建構一個政治烏托邦，然後將它套用在我們的社會。恰恰相反，我認為自由主義如果值得追求，必然是因為它能夠合理解釋我們承受的不公和苦難，同時能夠合理回應我們對正義社會的期待。亦因為此，本書（《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增訂版），周保松）每篇文章都有清楚的現實指向，並有意識地介入中國當下的思想論爭。也許正因為此，本書部份文章在過去幾年已引起了相當多的討論（註一）。我在這裏無法細述每篇文章的現實關懷和理論意義，以下只集中談兩點，藉此說明本書的旨趣。
政治現實沒有道德可言？
所謂政治必須要談道德，是說當我們去評價政治制度時，必須要從一個道德的觀點去衡量制度能否公正地對待所有受影響的人。這個立場當然預設了政治是可以談道德且應該談道德的。這種想法經常受到政治現實主義、價值懷疑主義和犬儒主義者的質疑。他們認為，政治要麼談不了道德，要麼不應該談。談不了，因為道德只是個人的主觀喜好或政治利益的包裝，沒有任何客觀性和真實性可言；不應談，因為政治活動本質上只有權力和利益，希望用道德來約束政治，是範疇錯置，是天真和不成熟。
這種質疑如果成立，政治道德的說法便會受到極大挑戰，甚至政治哲學本身的規範性也難以建立。更嚴重的是，如果這種觀點成為主流，更有可能出現「自證預言」的後果，即你如此預期政治，政治就會如你所預期般出現，因為我們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參與者，結果是帶來政治社群批判性的喪失和公民實踐能力的弱化（註二）。原因很簡單：社會的進步改良，其動力必來自社會成員對現狀的批判，而任何批判皆必須基於某種政治道德。如果現實主義和犬儒主義泛濫，即意味着愈來愈多公民根本不相信道德批判的可能和可取，因而也就不會基於這些批判而進行任何社會行動，甚至還會嘲弄其他公民的實踐。
道德界定自我
我在書中花了不少篇幅回應和反駁這些質疑，這裏我想特別強調幾點。第一，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是活在一個道德語言、道德規則和道德情感交織而成的規範世界。我們在這樣的世界成長，因此道德在最深的意義上構成和界定了我們的自我。我們可以有不同的道德觀，但卻幾乎不可能擺脫道德的視角去理解自我和評價世界（註三）。第二，我們的理性反思能力和道德自主能力，使得價值批判成為可能，也使得道德的普遍性成為可能，更使得我們能夠免於各種虛假意識形態的支配。第三，既然道德構成我們的自我，它就不可能只是外在約束，而必然會以相當根本的方式走進我們的生命，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質量。
就此而言，道德實踐和幸福人生既非對立，亦非割裂，而是彼此關係緊密（註四）。正因為此，自由主義對正義制度的追求，其終極目標是希望每個公民能夠在這樣的社會活得好和活得有尊嚴。
如果以上所說成立，那麼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基於合理理由所做的道德判斷，以及基於這些判斷而做的道德行動，以及在這些判斷和行動中產生的道德情感，就不可能被理解為可有可無，或純屬個人主觀喜好，或只是虛假意識形態，或必然只能適用於某個特定文化。我們絕大部份人每天在生活中具具體體的實踐，在在彰顯我們的道德主體性，也在在說明政治現實主義、道德懷疑主義和價值犬儒主義之不可能有效解釋我們真實的存有狀態和我們所期望過的公共生活。
註釋
一、本書大部分文章，都是率先發表在《南風窗》，然後再轉發至其他網絡平 台。以我粗略估計，專門回應的文章大概已有 30 篇之數。至於在微博上的討論，則更是不計其數。
二、「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說法，來自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p. 477.
三、這裏的道德觀（conception of morality）是指特定的、實質的道德理論。道德的視角（moral perspective）是指從一種道德規範的角度（即應不應該、 好不好、對不對、是否有義務等）來判斷和評價事物。我在這個問題上，很受以下一書啟發。Samuel Scheffler, Human Mor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9–51.
四、讀者宜留意，我這裏不是主張，公正和幸福在概念上是合一的，也不是認為在任何社會條件下，公正和幸福都能處於一種契合及和諧的狀態。我是指出，如果我們對於道德或廣義一點的實踐理性在社群生活及個體行為中的角色有恰當認識，那麼我們會見到，兩者之間其實是有緊密的內在聯繫。
（待續）
本文摘錄自周保松教授《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增訂版）一書的〈自序：我們非如此不可〉，獲出版社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