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論及教育的投入均等、過程中的公平、社會流動的機會公平等等；然而面對的是不公平的社會。這些都是宏觀的現象，在學校裏面、在家庭裏面，學生因此應該受到怎樣的教育？本周本來預備探討這些問題，執筆時卻省悟，人們的公平意識，是隨着社會發展而演化的。學生要作怎樣的學習與準備，也需要與時並進。
筆者認為，在階級森嚴而穩定的社會，沒有人注意教育中的公平問題，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說古代的科舉，人們注意的是競爭功名，褒貶的是門生的勤奮與懶惰。很少去考慮公平問題，也沒有這樣的思想空間。偶有因為考試作弊而五花大綁遊街的，人們想到的就是「作弊犯法」，「頂多是告誡自己的子女，作弊就是這樣的下場」。人們根本不會從社會制度的角度看問題。
教師罷課，牽動社會意識
但是，社會在不斷變動之中。在香港，筆者1970年在筲箕灣辦學，那是私立學校林立的年代。普及了小學，中學學位嚴重不足。暑假末，就不難見到家長牽着孩子滿街跑找學校。那年代，家長們不會抱怨政府；社會上，「教育政策」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更沒有人會提及教育公平。也許沒有人會預計到，普及小學的一個副產品，是出現了大批有共同僱主的文憑教師（政府也是津貼學校教師的間接僱主），因此出現了以教協為最大頭的教師職工會，人數超過了領導海員大罷工的海員工會。1973年的文憑教師罷課，起始就是認為文憑教師受到不公平待遇。
罷課帶動了整個教育界的社會意識，由爭取待遇而逐漸演化到對教育制度的關注。而其中最顯著的，是由教師待遇的公平問題，引發教育制度裏面的公平問題，尤其是對學生的公平。首先是學生是否可以接受公帑資助的教育。
當時最「熱」的另一個教育團體，與教協相反，只有十數人，是「教育行動組」。數名天主教徒帶領，關注的就是教育公平。他們的圖像標記，是一名不勝負荷的學生，拿着沉重的書包，滿頭大汗。後來出現的爭取普及初中，反對「中三淘汰試」，教育行動組都是前鋒。當年有記者教導新進的同行：「教育新聞，只需要訪問兩個人──司徒華（教協）、夏文浩（教育行動組）。」他們的言論，布滿了教育版的頭條。
回顧起來，當時教育界爭取的是擴展初中教育，繼而擴展高中教育。香港在1970年普及小學，初中出現了樽頸。1974年，當時的港督麥理浩，要大規模擴展初中；於是出現急劇增加初中學位的措施（如浮動班、分享校舍、向私校買位等）。隨即出現了初中升上高中的樽頸。政府堅持公立學校只能提供40%的學位，民間認為對學生不公平，於是出現前述「反對中三淘汰試」的聯席會議（筆者忝為主席），參加者可以說遍及教育界每一個團體，包括上層、基層、各類學校、各個職級、各類政治傾向。背後的基本理念，就是教育制度的公平，學生接受教育的公平。
反貪倡廉，觸及公平底線
教育行動組出現的同時，香港也出現了許多「壓力團體」。也是1970年初，大學出現了學生運動。那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後來我們稱為「公民社會」，在此開始。想說的是，教育公平的話題，不是從來就有的，是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在社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人們才會關注整個社會，才會注意到教育制度，「公平」才會進入輿論。
現在，教育公平，到處可聞。近年國際機構的教育口號，總是圍繞着Quality and Equity（質量與公平）。與40年前強調的人力需求、教育回報，很不一樣，也可以說是有一個時代的特色。
但是對公平的關注，卻遠遠超過教育內部的公平。也是1973年，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最近，廉政公署的德育刊物《拓思》慶祝30周年。就是走出了純粹靠威嚇反貪的套路，而從人的基本道德出發倡廉。刊物裏面，從不同的角度，有豐富的事實與述說，多姿多采的表達；核心的價值觀架構，其實就是社會公平。在一個《拓思》有關的聚會上，年紀稍長的，回憶了未有廉署以前的常態：小販要「派片」（向警察繳交「保護費」）、醫院阿嬸要受了紅包才有服務……那是生活的常態。「有錢過水，沒錢散水」；有錢沒錢很不一樣，哪裏有公平？哪裏有公平的概念？怎會有公平的訴求？
念小學的時候，父親想託人把筆者送進一所教會學校，回音說：「要送一隻冰箱」。在北角一所極小型的私校當副校長，一位教育署的視學官，教唆校長如何取巧超額收取會考生，增加收入。在筲箕灣創校，被叫到消防局，認為有實驗室的尺寸不符規格，提出3000元可以發牌照……那都是在廉署成立以前的常態。
美國平權，教育首先突破
這些常態的消失，當然歸功於廉政公署。但是常態的變化，並非貪污賄賂就絕跡，而是人們的「應該」與「不應該」，尺度變了，態度變了，也就是社會的價值觀變了。這種變化，得來不易，也是ICAC在全球享有聲譽的原因。而這種價值觀的變化，其可續性，不是理所當然的，必須不斷努力。在那個聚會上，較年輕的朋友聽到了當年的貪污故事，覺得不可思議。筆者猛醒，年輕的朋友沒有ICAC成立前後的對比，不知道在貪污的常態下，社會竟然可以如此不公平。應該把當年的恐怖情況，讓年輕人知道，才知道崇尚廉潔之可貴。後來成立的平等機會委員會（1996年），更是通過法律，首先針對性別、種族、殘疾、家庭崗位四個方面的不平等現象。也是向着社會公平突破性的一步。歷史上，美國的黑人平權運動，是在1950年代才開始的。那時候，美國許多州允許黑白種族隔離。學生，黑白分校；公共交通，黑白分車卡；政府的廁所，黑白分設等等。
現在聽起來，也是不可思議。而這種恐怖現象的改變，其中一個突破性事件，是1954年的Brown案。一名黑人學生家長Oliver Brown，指控黑白分校違憲，高等法院判家長得直。從此打破了種族隔離的合法性，擴展到社會其他方面。黑白平等的社會意識，是由教育平等首先打開缺口的。教育領域的平等意識，超前了社會的平等意識。
美國和香港的發展，似乎有相似之處：當社會還沒有公平意識的時候，教育往往可以起一個啟蒙和突破的作用。這是否普遍性的規律，還待深究。
如上周所述，社會在迅速演化；社會公平的概念，也在不斷演化。不論是機構的碎片化，工作的個人化，還是科技引發的元宇宙趨勢，社會公平的達致，已經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政策。社會公平的觀念，已經逐漸進入民間的行為準則。
過去30年左右，工商業機構提倡CSR──機構社會責任，而且成為了商業合約的必要元素，一種民間契約。近日在美國高等教育甚囂塵上的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多元、公平、融合），更是公平概念的具體化。
因此，第一、公平意識的推進，必然是政府政策與民間契約雙軌而行；第二、教育的發展，並非一定滯後於社會發展；第三、我們值得想一想，公平意識的發展，教育可以做什麼？宏觀制度達不到公平，在基層的學校又可以做些什麼？
註：
- 海員大罷工：1925年由香港海員工會領導的省港大罷工，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人運動。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