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可稱中國近代印刷報刊的開山鼻祖之一。在任公辦過的多份報章期刊中，巧合有一份名為《庸言》，就是中庸平和之道的意思。筆者不能妄斷這份期刊對查良鏞的思想有幾多影響，但想查先生必會知道這份期刊的歷史。
早於1896年任公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已論述：「國家之保護報館，如鳥鬻子；士民之嗜閱報章，如蟻附膻。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
梁啟超年僅23歲已認為報章能引導輿論以影響朝廷施政，以及裨益於國民智慧。更坐言起行，辦理過多份報章刊物去實踐他心中理想。
我們細看查良鏞的事業路途，他認為外交部工作難有機會給他報效國家，即返回香港在《大公報》工作，他碰到機遇寫連載小說，便以獨特風格穎脫而出一舉成名。之後離開《新晚報》副刊編輯職位，轉任長城電影公司編劇和導演，期間正竭力撰寫他的心血作品《射鵰英雄傳》。本身已肩負多項繁重工作，更同時只以緊缺資源籌辦《明報》，他矢志經營報章所費的心力功夫確已是溢於言表，有目共睹。
從梁思成林徽因事蹟塑造郭靖黃蓉角色
在《大公報》做翻譯記者到副刊編輯，讓查良鏞接觸到民初社會新聞和歷史資料。原來林徽因一直有投稿到《大公報》，亦有撰寫連載小說和散文，可能查良鏞早已是她的讀者。緣份是當年被稱譽為民國才女的林徽因曾經擔任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或因而使查良鏞踏上同一生涯路途。
從發現「大佛光寺」、抗戰走難、思成參予設計聯合國大樓、夫婦同心竭力保護北京舊城建築、到設計國徽和人民英雄記念碑。梁思成和林徽因兩位前輩的事蹟必會在報章新聞內報導記載，一切俠義英雄故事原素早已在查良鏞內心中累積沉澱，再由金庸用「調轉」的啞謎寫成為現在讀者手上的經典小說。
辦報理念，以民為先
筆者現在嘗試在此比較梁啟超與查良鏞的辦報宗旨。
金庸與池田大作對話錄內一段：
「我們兩家報紙的信念倒十分接近。戶田先生強調報紙的言論必須『有信用』，我非常同意，《明報》的『明』字，取意於『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傳媒界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別親近共產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確報道。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
1963年11月4日《明窗小札》文章摘錄：
「所謂『積極中立』，並不是消極地既不親共又不親台，既不反共又不反台，更不是什麼第三勢力、中間路線，尼赫魯式的不結盟主義，狄托式的修正主義。乃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讚揚之，有害于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如果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我們以老百姓為重。
當然，我們也不免有看錯了問題的時候。如果我們的見解件件正確，豈非比北京和台北諸公更加明智？事實上決無是理。但我們佔了三個大便宜。第一是旁觀者清，沒有利己利黨的打算，頭腦容易清醒。第二是說話總比做事容易，指手劃腳的批評，自是方便過手忙腳亂的做事萬倍。第三是我們很肯接受讀者諸君的批評意見。」
我們重溫任公為《新民叢報》創報時寫的《本報告白》：
「本報取《大學》『新民』之意，以為欲維新中國，當先維新我民。中國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開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之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於政治亦不得不洋，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於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辭費也。本報為中國前途期間，一以國民公益為目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與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座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
不論由何人何黨執政，只要能令百姓生活安寧豐盛就會獲得支持；只要是有利於人民福祉的施政方法，都不應該因由敵對一方提出而反對。綜觀今日世界各國政治現實環境，又有沒有人、政黨甚至傳媒機構能真正做到？
《明》的另一層意義
大家現在知道林徽因的一段說話與元曲《山坡羊．潼關懷古》意念相近，有異曲同工的巧合。金庸寫黃蓉與樵夫對唱一節正是為了透現查良庸與梁啟超及林徽因相近的信念。而這亦足以解釋為何金庸抵住好友梁羽生對這段故事是「宋代才女唱元曲」的批評，堅持把元代張養浩的曲詞寫進以南宋為故事背景的《射鵰英雄傳》內。
黃蓉欲待相答，忽想：「他愛唱曲，我也來唱個，『山坡羊』答他。」當下微微一笑，低頭唱道：「青山相待，白雲相愛。夢不到紫羅袍共黃金帶。一茅齋，野花開，管甚誰家興廢誰成敗？陋巷單瓢亦樂哉。貧，氣不改！達，志不改！」
林徽因：「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世事山河都會變遷，其實我們無需不辭辛勞去追尋什麼永遠。活在當下，做每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去每一座和自己有緣的城市，看每一道動人心腸的風景，珍惜每一個擦肩的路人。縱算經歷顛沛，嘗盡苦楚，也無怨悔。」
查良鏞的筆名「金庸」來自分開查先生名字「鏞」，而「明」亦可拆開為「日月」，上下放便是「易」。經過國共內戰改朝換代，筆者認為查良鏞希望讀者明白現實政治環境轉變，「明」亦包含陰陽變化，「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這就是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易」的大智慧。
任公在《飲冰室自由書》內論述「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的關係。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為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為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為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為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為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為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為敵，非大智不能為母，非大仁不能為僕，具此三德，斯為完人。」
為敵大勇、為母大智、為僕大仁、三項看似矛盾但事實是相輔相成的條件，都從查良鏞主持《明報》遇到幾次重大歴史事件時的處理方式態度得以對照。他經已做到符合任公定義的豪傑，具儒家的三德勇、智、仁，筆者讚同用「儒俠查良鏞」來稱譽查先生。
在查良鏞筆政下的《明報》能夠成為兩岸政府領袖閱讀的報章。查先生又做到任公的期盼，以輿論影響民心，再而使當權者實施利民政策的願景。
查良鏞少年時立志做外交工作，下一節介紹梁啟超在外交方面如何影響他。
個人簡介 :
「庚戌子」是寫作新手。未遭遇過戰爭洗禮，但經歷過朝代更替，千禧巨變。喜歡尋找另類角度去解釋事物，在兩個世代夾縫中做橋樑的工作。見到近年世事問題多多，嘗試用有限的智慧在日漸沉澱水清的歷史內，找可以解惑舒憂的答案。
本系列文章：
兩代報人，心繫民生──《射鵰解謎》附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