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重讀《始得西山宴遊記》有感〉
回顧歷史，偉大的文學創作，往往來自境遇之困厄，而非生活之順坦。漢代的司馬遷概括了前人的創作動機，是因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從而提出影響深遠的「發憤著書」說。後來南北朝鐘嶸的「怨憤說」、唐代韓愈的「不平則鳴」及北宋歐陽修的「窮而後工」，都是這一理論的延伸和發展。
歐陽修的「窮而後工」很值得一記，説明了困境和苦悶對於創作的正面影響：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啟。
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如此論述也相當符合人體生理。當人體遇到刺激或者壓力時，機體會產生應激反應，下丘腦會指示血中糖皮質激素大量分泌，予以抵抗有害刺激，或者維持生命；如果機體日久不用，或者缺乏刺激，相應部位的反應也會減弱，甚至導致廢用性萎縮，這裏當然包括我們的大腦。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有些創作者（也包括學者）在工作穩定或功成名就後，反而創作能力會漸漸減弱，或者缺乏新意。如此來説，在靈感和創作層面，「後顧無憂」倒是個負面詞語。
當然，有了跌宕起伏的人生體驗，並不代表一定能寫出好作品，這只是必須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在此除了個人稟賦和才情外，還需要一種「跳出來看自己」的能耐。這方面朱光潛先生在《詩論》中說得相當深刻：
藝術都是主觀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經過幾分客觀化。藝術所用的情感並不是生糙的而是經過反省的。
蔡文姬在丟開親生子回國時絕寫不出《悲憤詩》，杜甫在『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時絕寫不出《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這兩首詩都是『痛定思痛』的結果。
藝術家在寫切身的情感時，都必定把它加以客觀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嘗受者退為站在客位的觀賞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經驗放在一種距離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儘管深刻，經驗儘管豐富，終不能創造藝術。
「由站在主位的嘗受者退為站在客位的觀賞者」，這一點最難做到。而柳宗元就是能夠抽離自身的遭遇和得失，從宏觀的視野來看自身的經歷，才能寫出這篇流傳千古的好文章。
寫於困厄中的古文名篇，還有一首名氣不大，意涵卻相當豐富的，那就是蘇東坡的《答李端叔書》，這是他謫居黃州一年後寫給李端叔的回信。蘇軾在文中解釋了世人對自己的一些誤解，記述了謫貶後的自身處境，以及對自我之反省，是一封內容豐富，感情複雜的書信。
有關自身處境，文中有如斯描述，很值得再三咀嚼：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
如此心聲和體會，就暫時不是那些順風順水，或者青雲直上者所能夠明白的了。
《始得西山宴遊記》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