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衝突，並不是特朗普突然興起，而是美國維護其世界霸權的必然結果。美國經濟的競爭力本來不強，除了本身地大物博，特別是石油資源豐富外，主要受惠於歐洲的連場大戰帶來的全面破壞。
美國在1960年代科技才超越歐洲，靠的是大量歐洲知識分子的移民，包括搶奪戰敗後德國的科學家，和比全球所有國家加起來還要巨大的科研經費投入（國防科技為主）。即使如此，二次大戰平息之後，歐洲、日本復甦，憑藉它們深厚的基礎條件，工業生產的研發與工藝技術在1980年代已超越美國。因而1980年代以後，美國外貿逆差龐大，出口主要依靠補貼的農產品。美國利潤和收入來源在於設在其他國家生產的工業企業。缺乏競爭力的結果是美國去工業化，變成單靠借貸消費維生的經濟體。競爭力不足不去投資改善，也不去抑制過度消費與借貸，美國的選擇是打擊別國、搶掠別國來維持霸權和放任消費。
1980年代之後20年是美國用貿易摩擦的藉口來壓制剝削日本，逼使日本政府和大企業放棄原來行之有效的日本工業化發展模式。但美國過度消費和軍事擴張而又不投資、不創新，競爭力仍不停地下跌，於是重施故伎來對付中國。與對付日本不同，連貿易摩擦的藉口也不用，胡混地用美國國家安全來推行所有侵害他國利益的行為與政策。
劉鶴之與美國談判貿易是緣木求魚，不明事理大勢。注定失敗！
對美不應有幻想
中美貿易摩擦反映出美國政府及其精英對中國有長遠的戰略部署。或許美國不會公布其整體戰略，但從美國政府內外的戰略研究、政策文件也可大致窺見。相對而言，中國並沒有對美的戰略規劃。即使中國有許多年度、五年乃至中長期的規劃，絕大多數屬國內的規劃，且屬線性思維，用政策和資金投入便以為結果必然達到。國內規劃缺乏外在因素的充分考慮，例如內地城市的發展戰略規劃缺少國內外競爭因素的影響。國家的規劃大多輕視貿易、外來投資、技術發展等外來可變因素，甚或不予考慮。在過往計劃經濟時代，這樣的規劃問題不大，但在當前全球化、市場化，還加上國際政治經濟金融格局轉變，一廂情願的線性邏輯思維卻不僅使規劃不準確，也會陷國家發展於不利。
美國對付中國的政策擺脫了中國熟悉的國際規範與程序，中國的決策者與智囊似乎是驚惶失措。中國不停地說不打貿易戰，劉鶴率政府代表團頻密與美國談判，似乎都沒法阻止美國對中國的步步進逼。今天的美國已不像中國申請加入世貿組織時那樣，中國送大禮便可解決。現時送禮反而是白送，美國是得寸進尺，絕不手軟，因為對華戰略再不是扶中國以制約蘇聯、牽制日本，而是要把中國打下，一如美國對付蘇聯、日本那樣。中美之爭便只有當中國如日本那樣屈服才可結束，美國對付中國會無所不用其極，沒有什麼道義、道德的規範、約束。
中國必須拋掉對美國的幻想！
中國應以戰止戰
美國對付日本，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廣場會議開始，歷時20年以上。美國對付中國，不會是一、兩場貿易戰爭而已，應又是20年或更長的部署。因為當年日本是屈服，看作是二次大戰後再次被美國打敗；而中國從來沒有被美國打敗，韓戰打和，實則贏了，越戰更協助越南把美軍及其傀儡政權趕走，光輝的勝利。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領導層以傳承中共革命為責任，怎會放棄抗爭呢？倒是美國國內政治因中美貿易摩擦受損而會轉變，特朗普在逆境中未必會堅持，也因而中美衝突最佳的解決方法，是促成美國國內政治的轉向，背棄特朗普。
內地有論者說要支持特朗普政權，使他有更多的時間破壞美國的國際關係和對外政策。這種陰謀詭計有一定的理由，但不能當作國家政策，更不能僵化應用。即使特朗普在破壞美國，中國也不應讓他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要切記日本的教訓。在日美貿易摩擦中，日本的讓步是放棄原來日本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把二戰後日本建立起來行之有效的企業體制改變，依照美國要求，由此開啟日本20多年、迄今還未停止的經濟低迷，也在人口老化之下再難復興。
在中興事件中，顯示出中國為了解除壓力，不惜委曲求全，但到頭來亦救不了中興，卻給美國立了政治干預中國企業內部運作的先例，也嚇唬中國企業要守美國法律、依美國要求的方法經營，中國損失的是體制的自主和自信心。求和倒不如以戰止戰。
原刊於《東方日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