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關錦鵬導演，你會聯想到什麼電影？是《胭脂扣》，抑或是《阮玲玉》？
多年沒看過他的電影，2019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的《八個女人一台戲》，我錯過了，一直未見公映……
幾個月前，在邱剛健的新書發布會上，遇上了關導演，跟他攀談起來，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預算稍後再約他做專訪。
由於被選為2021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焦點影人」，這幾個月，關錦鵬忙得不可開交。從4月1日起，電影節放映他執導的13部作品。他要出席不少活動，演講、座談……加上香港城市大學的教學工作，焉能不忙？
然後，至5月下旬，高先電影院舉辦「關錦鵬修復經典電影巡禮」，《地下情》、《胭脂扣》、《阮玲玉》和《藍宇》重現銀幕，幾度加場，仍一票難求。
他要出席多場的演後座談……直到最近，他終於可以抽空接受訪問。
我們坐在大坑浣紗街的Cafe on the Corner，好好地聊了幾個小時。
少年時代的戲緣
小時候的關錦鵬，住在東京街，就在「新舞台」附近，他的家跟這間戲院，只相隔一條後巷，近水樓台先得月！
「媽媽是家庭主婦，喜歡看粵劇，也喜歡看電影，經常帶我們去看粵語長片。她看了很多南紅、江雪、嘉玲、謝賢等主演的電影，看粵劇當然比較少，因為票價很貴。」母親喜歡任白，最愛看「仙鳳鳴」。
「我覺得『睇大戲』，對我的感染力比較大，舞台上的演出，『查篤撐』……有聲有色，多震撼！」
至於父親，卻帶他去看西片，例如到旺角麗斯戲院看《仙樂飄飄處處聞》，到樂聲戲院去看《賓虛》，「原來電影可以是這樣的！」他驚嘆。
「媽媽卻嫌這些西片『嘈喧巴閉』，其實，『大戲』何嘗不嘈？這大概是個人喜好的問題。」他笑着說。
「我看電影主要有三間戲院，在新舞台戲院看公餘場，看陳寶珠、蕭芳芳的電影，偶然放映西片，我也會看；然後是黃金戲院，主要看邵氏的國語片，張徹的電影。此外，還有北河戲院，不過，比較少去。」少年時代的關錦鵬，通常一個人去看電影。
12、13歲時，他開始迷上張徹的陽剛電影，寫的是男性之間的兄弟情誼，「王羽，狄龍、姜大衛、羅烈……為兄弟，兩肋插刀、赴湯蹈火、至死不渝。我在張徹一系列的電影中，找到了自己的identity。」
父親離世時，關錦鵬只有14歲，「身為長子，我沒有因此而中途輟學。」母親承擔起家庭的重責，妹妹放棄求學，進入社會工作，供他讀書。他也替人家補習，幫補家計。
在成長過程中，他看見了女性的獨立、勇敢與承擔，「女性那股內在的頑強生命力，比男人更強大。」這種觀念深深影響了他日後的創作。
從小學到中學，關錦鵬一直在培正念書。培正的「紅藍劇社」，在學界很有名，栽培了不少人，例如早期的鍾景輝先生，後來的王晶和黃杏秀，亦曾參加過劇社。
「中五那年，因為會考的關係，暑假特別長。王晶排巴金的《家》，找我演戲分最少的二哥覺民。由排戲、演出，到做道具、布景，都很有趣。我發覺自己喜歡演戲，而不只是喜歡看戲。」關錦鵬淡淡道出，他如何與戲劇結緣。
從台前走到幕後
1976年，關錦鵬讀完中六時，他和同學也去報考第五期的無綫藝員訓練班，與此同時，他也考上了浸會學院的傳理系。
他日間在浸會，晚上則跑到無綫上課，「當時的訓練班不是全日制，晚上三個小時的課，為期一年，學習表演理論，最後三個月是實習。讀訓練班的時候，我的成績很好，考第一名。」
當時余允抗拍電視單元劇《年青人：這個暑假》（1977）找他當場記，還演了個小角色。後來麥繼安為香港電台拍《屋簷下：我的告別》（1978）找他當主角，「播出之後，我看了自己的演出，覺得不夠上鏡，從此就打消了演戲的念頭。」
周梁淑怡建議他轉到幕後，加入菲林組工作，由場記做起。
「其實我考入訓練班之前，已看過非林組的製作，例如《奇趣錄》和《CID》等，亦有留意到譚家明、許鞍華等人名字。他們拍的電視劇，與邵氏、嘉禾所拍的電影已大大不同。」
結果，關錦鵬沒有讀完浸會的課程，就進了電視台工作，「我有跟過余允抗、譚家明、嚴浩，卻沒有跟過許鞍華。」
在菲林組做場記，他邊學邊做，種種的訓練，對他後來做副導演大有幫助。
在浸會時，關錦鵬已開始看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第一部是《東京物語》（1953），然後看溝口健二……加入菲林組後，就去電影文化中心看經典名片，如第昔加的《單車竊賊》、費里尼的《大路》等。
至1978年，嚴浩開拍電影《茄喱啡》，「他找我做場記，我就向無綫請假去幫忙。當時只要編更配合得到，是可以告假的。」
關錦鵬第一部正式做副導演的電影，是翁維銓的《行規》（1979），「他的拍法比較像拍紀錄片，令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許鞍華、余允抗等都相繼離開無綫，他也跟着離開了。
「許鞍華拍《瘋劫》時，找我做副導演，但跟余允抗的《師爸》（1980）撞期，我只好推了。後來她拍《撞到正》（1980），找我做副導演，我當然立即答應。其後，還繼續跟她合作，拍《胡越的故事》（1981）、《投奔怒海》（1982）、《傾城之戀》……」就因為這樣，他認識了編劇邱剛健。
「阿Ann對人物的處理手法，她對人物的關心，我非常喜歡。我後來拍電影，也是由人物出發……」他跟許鞍華比較接近，彼此亦師亦友。
「我是紅褲子出身，邊做邊學……做副導演時，我便專心去做，沒想過成為導演。」他毫不諱言。
當副導演的收入，比在無綫時好得多。當拍完《師爸》等四部電影的副導演後，他已經儲夠錢買樓，「後來因為拍《胭脂扣》超支，要貼錢，我才把單位賣了。」他笑着補充。
導演眼中的女性
「我做副導演的時候，珠城的梁李少霞已想找我做導演，但我拖了兩、三年，在1985年，才拍了《女人心》。」關錦鵬總是從女性的角度去看事情，第一部電影已是如此。
黎傑先為他寫了劇本的第一稿，處理完分場後，他再交給邱剛健修改。
「我找邱剛健寫劇本，全都由人物出發，他也很願意幫我。他對這個劇本作了很大的改動，黎傑也很佩服他。」
《女人心》票房不錯，所以他們繼續合作，很快就創作了《地下情》（1986）的劇本，藉着一宗離奇命案，呈現現代男女的愛情浪擲、青春虛度……
「邱剛健曾經說過，他跟我合作的劇本中，最滿意的是《地下情》，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對於這齣電影，有一種非常個人的感情……」關錦鵬曾提到，在自己的電影中，他最喜歡的，也是《地下情》，看過這部片子的朋友，應該明白。
「我很喜歡台灣導演侯孝賢、楊德昌，尤其是後者。看完《青梅竹馬》後，我已經看中蔡琴，也很喜歡她的歌，劇本是根據蔡琴而寫的，為她度身訂造……」他跑到台灣找蔡琴，第一次跟楊導演見面。
拍完這齣電影後，在陳自強的邀請下，他進了威禾，接拍《胭脂扣》，請邱剛健改寫劇本。「跟邱剛健合作，很多時候是可以拿着完整劇本開工，《胭脂扣》如是、《阮玲玉》也如是。」他接着說。
《胭脂扣》（1987）叫好叫座，除了在第24屆金馬獎取得三個獎項，還囊括了第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多項大獎，包括最佳電影獎、最佳女主角獎，以及最佳導演獎等。而在香港的票房，也有1800萬之多，成了關錦鵬最賣座的電影。
戲裏戲外，都是故事。據說當年，梅艷芳覺得張國榮，是飾演「十二少」最為合適的人選。為了向新藝城借出旗下的張國榮，於是去為新藝城接拍《開心勿語》，作為交換條件。就因為《胭脂扣》，關錦鵬和梅艷芳，自此成為深交。
豈料戲拍完後，他收到風聲，說成龍不滿意，要剪片、補拍。
關錦鵬只好撥電話給陳自強，跟他說：「公司出錢拍戲，如果要補拍，儘管補了一格，也請不要在導演欄寫上我的名字。」幸好，金馬獎出了入圍名單，《胭脂扣》有6項提名，包括最佳電影、女主角、美術、服裝設計、攝影，以及劇本。公司於是選擇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金馬獎救了《胭脂扣》，「梅艷芳拿了最佳女主角獎，還有最佳攝影、最佳美術設計獎，電影趁勢上映，票房很好，他們才打消刪戲和補戲的念頭。」
電影在香港落畫之後，何冠昌先生曾提醒他：「關錦鵬，你不要得意忘形……」
「我怎會得意忘形，我當然明白，《胭脂扣》賺錢，不能歸功於我，而是整個團隊的合作，包括梅艷芳、張國榮這對夢幻組合，還有電影本身的議題。」
也許，胭脂扣是最多人看過的關錦鵬電影，「若論我自己最喜歡的，我會先選《地下情》、《阮玲玉》和《藍宇》，第四名才輪到《胭脂扣》。」他如是說。
其後，他外借到其他公司，跑到紐約去拍《人在紐約》（1989），藉着中港台三地的女性，移居紐約的故事，透過她們的無奈與掙扎，譜出一闕流徙海外的華人悲歌。「《胭脂扣》屢獲獎項，我承認我有點飄飄然，這影響到我之後拍《人在紐約》。即使它在金馬獎奪得八項大獎，我仍不大滿意……」關錦鵬坦然道出心聲。
觸動仙姐的心絃
關錦鵬拍完《人在紐約》後，回到香港，便接下一個特別任務，負責協助刪剪修輯任劍輝、白雪仙的經典名作《李後主》。
《李後主》由1964年開始拍攝，一拍便是四年。「對於這部電影，我實在感到驚訝，製作態度嚴謹，而且不惜工本。無論是從創作、演員，以至攝影等方面去看，那種認真的精神，都是電影人應該具備的。」
任姐於1989年11月逝世，仙姐選了《李後主》一片，安排在1990年3月首映，為「任白慈善基金會」籌募經費。
電影已有20多年歷史，為了重映，不少電影人都義務幫忙，把這齣戲重新包裝剪輯，原本是「十三本」的長片（片長約兩個小時），濃縮成為「九本」（片長一個半小時），讓電影的節奏變得明快。
「當時由張耀宗負責剪接，我變不出什麼花樣，於是請張叔平來幫手，看看碰撞出什麼……」當他看了尾場時，突然冒出了一個大膽的念頭。
關錦鵬覺得，如果在電影的結局，李後主與小周后雙雙仰藥這場戲中間，加上祝壽的喜悅鏡頭，用對剪的方法處理，不單在視覺效果上，更有現代感，而且在感情表達方面，以生死同衾的悲苦，夾雜過往歡愉的回憶，更能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他將這個嶄新的意念向仙姐提議，終於打動了仙姐。
「誓從今呀，同生共死，好再教魂魄化鴛鴦……」這幾句，是仙姐特別為這個新版重唱的。錄音的時候，關錦鵬對她說：「你要哭便盡情哭，唱出你對任姐的思念。」他坐在Panel後面，讓仙姐獨自一人，坐在漆黑一片的Studio中，對着畫面清唱。
「仙姐重唱那幾句祝壽歌⋯⋯她一邊唱，一邊傷心流淚⋯⋯ NG了好多好多次，唱到喉嚨也痛起來⋯⋯」大家當然也感到很心疼。
「那段對剪的回憶鏡頭，尤其是配上仙姐為祝壽一場重唱的幾句，我覺得他倆，有若戲中人；李後主與小周后戲裏戲外，感情都溶在一起了。」這場戲剪輯出來之後，效果感人至深，仙姐重看了多次，也哭了好多次。
香港上海雙城記
《阮玲玉》是關錦鵬歷來結構最複雜之作，影片透過阮玲玉的故事，同時以獨特的角度，疏離的手法，捕捉30年代上海電影的黃金時代……
「我在電影文化中心看過《神女》，印象很深刻，後來又在藝術中心看「阮玲玉回顧展」，密集地看了她多部電影。我覺得阮玲玉跟梅艷芳很相似，於是就找梅艷芳談，商量籌拍阮玲玉的故事，她也覺得很好。」於是關錦鵬就跟威禾提出，然後着手做資料蒐集。
「我做完資料蒐集後，邱剛健已忙着拍《阿嬰》，於是我找焦雄屏幫忙執筆，她對阮玲玉很感興趣，也找了很多有關阮玲玉的資料，於是回到人物傳記片的想法。焦雄屏寫完故事，邱剛健亦拍完《阿嬰》。我還是想起主角和阮玲玉對話的畫面，有點不甘心，就再找他改寫。」
電影要回上海拍攝，而當時梅艷芳不想回大陸工作，於是陣前易角，找來張曼玉主演。
邱剛健把阮玲玉的電影片段放進劇本，對照張曼玉和阮玲玉的演出，還加入了訪問孫瑜和黎莉莉的錄影片段，此外，片中穿插了關錦鵬跟張曼玉，以及其他幾位演員聊天的片段。
張曼玉演活了阮玲玉，結果奪得柏林影展最佳女演員銀熊獎。
那是1991年，電影獨特的敘事方式，很多人都不受落，「我還記得，在海運戲院首映時，片長兩個半小時，結果現場反應，是『霹靂啪喇』之聲，此起彼落……很多觀眾在中途起身離場。」因此公映時，版本剪短了。
時代畢竟不同了，在這次電影節中，香港文化中心放映的導演版，片長155分鐘，我也入場重看了。跟30年前相比，觀眾的反應完全不一樣，雖然這次放映，入場觀影的，以年輕人居多。關錦鵬對於年輕觀眾的熱烈的反應，也感到有點訝異。
編劇之中，除了跟邱剛健合作，關錦鵬還跟林奕華合作，改編張愛玲的《紅玫瑰白玫瑰》（1994）。「用字幕及打出張愛玲的文字，加上佟振保的旁白……這個嘗試，引來不少正反議論，但我覺得這樣的改編，還是成功的。」
1996年，為紀念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關錦鵬應英國電影協會的邀請，拍攝記錄片《男生女相》，選擇以個人的自述出發，探究華語電影的性別議題。在片中，他從「父親的缺席」說起，追溯自己對父親的回憶，並走訪張徹、吳宇森、張國榮、徐克、楊德昌、侯孝賢、李安等電影人，窺探陽剛電影中的男性情誼……再回到個人，首次公開了自己的同志身份。
關錦鵬跟魏紹恩的合作，則從《愈快樂愈墮落》（1994）開始，接着是《有時跳舞》（1999）、《藍宇》（2002）。《藍宇》改編自北京的網絡小說《北京故事》，「魏紹恩的劇本已將小說很多枝葉刪去，再加上張叔平大刀闊斧剪接……」這齣同志電影，拍出了超越性別的深情，令人低迴不已。
八個女人一台戲
《長恨歌》之後，2005年到2013年期間，關錦鵬跟魏紹恩也構思過一些劇本。「例如一個關於李小龍的劇本，可惜他的遺孀和女兒不同意，戲沒拍成，很可惜。」此外，也曾有老闆找他拍三毛故事，主要在西班牙拍攝，連劇本都寫好了，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在這段期間，他做了好幾齣電影的監製，包括新導演的作品，如趙薇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羅冬的《紐約紐約》（2016）、林育賢的《謊言西西里》（2016），還有吳有音的《南極絕戀》（2018）。其中以趙薇的《致青春》的最為矚目，「劇本是李檣寫的，我對他的劇本很感興趣，拍攝前我們有討論過劇本，他也很樂意聆聽意見。」
他仍記得，當年在香港出席一個紀念活動，曾有一個電影人問他：「你幫趙薇拍的嗎？咁似你嘅？」
「那套電影，每一個鏡頭都是趙薇自己拍的，她拍每一場戲，我都在現場，但只從旁觀看，從沒有幫她拍……她是個好導演，你的公司應該找她拍戲。」不溫不火的回應，很「關錦鵬」！
他接着說：「趙薇跟演員溝通，要演員交什麼戲，都很準確，她懂得用自己的方式，引導演員入戲。她沒有繼續當導演，實在有點可惜。」
2010年，關錦鵬在上海，拍了一部電影《用心跳》，講上海戲班小子的故事，參與演出的，全是年輕人，一直沒有機會正式上映。
「在內地那幾年，我有點迷失，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2013年，他在北京成立工作室，主要是為了監製的工作。
2018年的年底，關錦鵬重回香港，拍了《八個女人一台戲》。「製片熊英找我拍戲，給予我頗大的自由度。我想以香港的故事作為背景，全程在香港拍攝。」
編劇魏紹恩提議，寫個有關大會堂的故事，「大會堂是在1962年建成的，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都在大會堂留連，看電影節、聽音樂會……它是個文化地標，更是我們成長的一部份。」
關錦鵬和魏紹恩多次合作，劇本的發展全由人物出發，「我覺得電影有趣的地方是，當你透徹地了解人物後，有些情節，就會因為人物的碰撞而展現出來。」
《八個女人一台戲》延續關錦鵬對女性處境的關注，也道出他的香港情懷。電影以大會堂為主要背景，描摹出一幅當代娛樂圈女性的眾生相，講述女人之間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進而剖析女性在情感方面自我救贖的歷程。「這齣電影，除了在2019年及今年的香港電影節放映後，至今仍未正式公映。」談及此片的映期，關錦鵬一臉的無奈。
留在香港拍電影
「我回到香港工作，已有好幾年。」2020年1月開始，關錦鵬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任教。「1至4月教『編劇』；9至12月則開『導演』班，都是選修課，但學生的人數不少。」
面對學生授課，跟年輕人溝通，他感到很開心，「預算至少教到明年年底，一周兩節，每節三個小時。備課不容易，要花很多時間做準備工夫。」他大多採用自己的電影作為教材。
去年的「導演班」，學生要交出5-10分鐘的習作，有幾個學生拍得很出色，「有一次，我與古天樂吃飯，提及此事，請他贊助學生拍片，他二話沒說，就拿出獎金，送給前五名的學生，每人一萬元，以作鼓勵。」
他對於課程的安排，也有新的想法，「如果我繼續在城大教書。我想搞一個workshop，令到學生對這個行業的賓際情況多了解一點，甚至希望可以安排學生去做實習，親身體驗一下拍電影的滋味。」
現時，他正在為祝紫嫣首部劇情片《但願人長久》做監製，「她是個新人，第一次做導演，得到學生組的資助。寫作出身的她，自己寫劇本，寫得相當不錯。」
談到未來動向，關錦鵬透露，最近有內地投資者，找他拍《西施》，他坦言：「西施？我真的不懂拍。從第一天拍片開始，我早就想清楚了，量力而為，拍自己喜歡的也適合的電影。」
他強調，「我會留在香港，選擇拍攝以香港為題材的電影。我正在跟魏紹恩『度緊』劇本……大有大做，小有小做，不容易找到資金，便降低budget，例如用新人當演員、做攝影師……」他期待以低成本的製作方式，用另一個視點，繼續拍香港的故事。
（專訪內大部分照片，由關錦鵬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