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政府常對市民表示，為了解決房屋問題，政府揾地是寸土必爭，但從政府不敢取回部分私人遊樂場土地作為土地儲備來看，香港不是缺地，而是政府無 guts！
從過去12年的多個行業員工實質薪金變化來看，部份本地勞工也是全球化下的輸家，對政府來說，制訂有效措施幫助這群勞工是必須的，否則，這問題可以很快變成社會的計時炸彈。
香港有不少官地用作俱樂部、遊樂場、會所等等，但筆者會問，究竟大眾市民又可享用到幾多以上的被權貴佔用的設施呢？
在2014年開始，關愛基金每年均發放「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俗稱 N 無津貼），由於這類住戶大多住在私人樓宇、工業大廈或商業大廈，面積非常細和呎租又頗昂貴，因此，這班基層市民可以說是生活擔子重，但生活質素也是極低的弱勢社群。
英國公投只是噩夢的開始，如 Donald Trump 的狂人代表共和黨出選美國總統，他永遠口出狂言，針對移民和看不起女性，但在此情況下，竟然仍有四成半美國市民支持他，這現象表示反建制派已形成相當大的力量，準備挑戰當權者和富貴一族。
筆者不是雷動計劃的支持者，但覺得這計劃並非一無是處，從來選舉是勝者為王，今次非建制派能夠驚勝，大家也毋須太過苛責戴耀廷了。
至於本土派支持港獨，似乎有人想令這議題成為香港的風土病。但對筆者來說，港獨思想根本不成氣候，至今仍未有殺傷力。為甚麼筆者有這樣的看法？原因是筆者曾親歷獨立運動，以現時香港的社會氣氛，所謂港獨只是癡人說夢，完全沒有賣點。
以現時美國經濟增長有極大機會減弱的影響下，美國政府債務繼續上升，最後只會出現財政墮崖，筆者也不敢想像環球經濟轉壞的狀況了！
大量的教育數據得出重要的實證結論：學生將來的成就取決於許多軟技能，例如，性格特徵、目標、動力、毅力、勇氣等等，而不是智商、校內成績及標準國際學術考試。
有部份的非牟利幼稚園能夠做到免費始終是好事，問題是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為經濟帶來何等程度的利益，尤其是免費兒童早期教育涉及大幅增加公共開支，作為問責政府，實需要向公眾解釋清楚。
大部份優秀的香港學生只會選擇有錢途的課程，例如醫學、法律、精算、財務等等，驅使本地大學的教育課程只能吸引成績只是平平的學生修讀。在此情況下，中小學教師的平均質素又怎麼會高呢！
筆者從2012年 PISA 的結果發現，卡塔爾在中學生教育平均開支略高於香港，但其 PISA 成績卻是排名尾二，結果正好說明，即使有錢，也要適當地運用。
人無信不立，以湯家驊和狄志遠的言行，肯定不會獲得大部份選民認同，今年2月新思維黃成智於新東補選大敗已是好例子。
不少市民對過去和現任特首的表現感到非常失望。董建華的「有心無力」、曾蔭權的「有力無心」和梁振英的「身在曹營心在漢」，最終令三位特首無法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當經濟進入擴張期時，公屋戶的收入升幅明顯改善，而在收縮期時，公屋戶的收入升幅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所以在設計公屋租金的上限或下限時，經濟表現必須要納入考慮之列。
筆者一向以為英國佬老奸巨猾，但以卡梅倫的表現，似乎梁特首是高一皮，大家同意嗎？
筆者預期今年第二季的本地經濟增長可能下降至非常接近零水平，至於下半年的經濟表現會否繼續轉差，外圍因素將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角色。
以現屆的管治班子為例，有不少高官是「冇料扮四條」，根本難成大任。
美國的通脹期望放緩亦可能與美國市民對前景感到憂慮，如果要再次令通脹期望回升，耶倫可能需要再一次量化寬鬆了。
林鄭所說的三座大山是由政府一手所造成，正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政府是有責任解決這三個問題，但解決這三個問題後是否可以大幅減低市民對政府的不滿？筆者認為這只是林鄭一廂情願的想法。
現屆政府並沒有加大力度，推動優勢產業例如文化及創意產業和環保產業，令致香港缺乏新的經濟引擎，帶動香港經濟再次起飛。
政府統計處於上周五公佈今年首季經濟增長為0.8%，是連續三季錄得增長放緩，反映本地的經濟動力正在減弱。 今年首季的經濟表現明顯差於預期，尤其是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升幅只有1.1%，這是自2008、09年金融海嘯爆發後的新低，現時低迷的消費意欲的確令人憂慮，因為私人消費開支佔 GDP 超過六成，一旦市民持續減少消費，香港經濟增長肯定會被拖累，勞動市場也會隨着經濟轉差而惡化，隨之而來的便是失業率飆升。 究竟本地居民的消費支出會否顯著轉弱？答案可以從以下兩個數據找到。首先，從政府統計處的公開資料，本地居民於香港的按年消費支出變動百分率，在過去四季（2015年第二季至2016年第一季）分別為+6.2%、+3.3%、-1.7%和-0.3%。從以上數字來看，最近兩季本地居民於香港的消費支出竟然出現負增長，顯示在經濟不明朗因素不斷擴大下，本地居民的消費也變得非常審慎。 再者，今年首季的耐用品開支按年收縮竟然高達18.7%（附圖），遠較上年第四季的+1.1%為低，而這種收縮程度是90年代後期亞洲貨幣危機後最嚴重的。不少宏觀經濟學研究發現，耐用品開支是一個重要領先指標，例如，當經濟預期轉弱，耐用品消費便趨向下降，主要原因是消費者會選擇延遲部份消費，因此，耐用品便成一個合理的選擇。然而，耐用品消費出現強勁收縮肯定是一個凶兆，這可以側面反映消費者信心已大幅轉弱，甚至預視香港經濟在未來幾季會急劇惡化。 另一個經濟支柱──出口，也受制於外圍經濟持續疲弱。以貨品出口為例，其按年變化於過去四季已出現負增長，至於旅遊服務輸出更出現連續八季負增長，而今年首季按年收縮高達13.3%，反映訪港內地旅客人次不斷下降已嚴重影響本地旅遊業的收入。 現時香港經濟正面對內憂外患──內部消費疲弱和外圍經濟呆滯持續衝擊香港的出口表現，要在短期內翻身根本沒有可能。但最壞的是內地經濟似有再次轉差的趨勢。以最近公佈的4月份內地零售貨額按年上升10.1%，這是2015年4月後最低的增幅。此外，上月的新增貸款按年下挫21.5%，按月更收縮59.5%。這是否表示，中央已展開行動控制信貸增長，以達至內地經濟在未來幾年能夠以L型模式運行，即是採用持續較低的經濟增長來解決內地的結構性問題。 內地經濟減速已令問題多多的香港更難走出困局，對大部份的香港市民，這是始料不及。筆者在其他專欄曾指出，中國可能是最大的黑天鵝，一旦中國唔掂，香港經濟肯定墮崖，現在來看，這情況已開始發生於香港身上了。 原刊於《蘋果日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
香港是一個極度開放經濟體，對外圍經濟變化是相當敏感，以現時各大經濟體的疲態，今年香港經濟肯定冇運行。
政府於周一的扶貧委員會會議討論三項貧窮線修訂。 第一、將公屋福利納入住戶收入計算，並將這項福利設上限。 第二、加設一條以開支為基礎的貧窮線，以住戶開支中位數一半劃為分界，以辨別「收入貧窮，開支不貧窮」的住戶。 第三、加設一條扣除住屋開支後，住戶可動用收入中位數50%為新貧窮線以作比較。 雖然政府傾向接受第一項修訂，但由於涉及公屋福利轉移至住戶收入，變相將部份公屋戶技術性「脫貧」，引致基層出現不少反對聲音，認為政府企圖誇大扶貧力度或減低未來福利開支。 爭議難解 修訂終未通過 至於第二和第三項修訂則涉及不少技術性問題，例如住戶開支調查只是每五年進行一次難以為扶貧政策作出迅速的評核，而住戶開支也難以準確計算，可能引發更大爭議。因此，在扶貧委員會會議上，三項修訂均被大部份委員反對而最終未能通過。 其實，這次扶貧委員會的結果是可以預見，因為不少國家定下官方貧窮線後便很難作出大幅修改。以美國為例，其官方貧窮線是設於60年代初，至今仍為政府採用。雖然在2010年，美國統計處提出一個「補充貧窮量度方法」（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SPM）但其目的只是提供另一個量度貧窮觀點，希望能夠更適當地反映現時社會和經濟現實及政府政策。 筆者不是事後孔明，當官方貧窮線落實後，一旦提出修改，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技術或理論，而是牽涉社會上不同層面的利益和政治角力，要修訂官方貧窮線，難度極高。現時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將三個修訂作為未來的 SPM，這可以減低社會對修訂的阻力。 應將家庭收入轉為等值收入 然而，筆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聚焦以上三個修訂，而是對政府未能適當釐定官方貧窮線感到失望，尤其是沒有採用國際慣用方法，將「家庭收入」（household income）轉為「等值收入」（equivalised income）。 為甚麼要將家庭收入轉化為另一種收入？首先大家可以想想，一個四人家庭的需要是否等如兩個二人家庭的需要呢？答案肯定不是，因為透過經濟規模效應，四人家庭的需要是少於兩個二人家庭的需要。最佳的例子是從電力使用量來看，四個人在廳中一起看電視和兩個人做同樣事情根本沒有分別。因此，在計算貧窮線前，必須考慮規模效應的影響力。 另一個問題是，即使是相同家庭規模，家庭成員的結構可以不相同。例如，一個三個成年人家庭和一個三個未成人家庭在需求上肯定有明顯分別，但香港政府在計算貧窮線時是沒有考慮以上兩個問題，假設我們採用國際慣用方法解決這兩個問題，現時香港的貧窮線是高估了香港的貧窮情況。 最近筆者與本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徐寬教授討論貧窮量度方法，教授提出可以考慮以「資產貧窮」（asset poverty），因為貧窮的基本概念是缺乏足夠資源（resources）支持基本生活，而資源可以包括儲蓄、投資、房地產、車輛、商業資本等等。假若單從家庭收入作為分析，這便很容易遇上以下情況：當一個人是沒有收入卻擁有不少資產，但仍然被分類為貧窮。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資產貧窮」入手。 其實，量度資產貧窮已為美國、英國、西班牙、韓國等地所採用。作為富有地區的香港，類似的資產貧窮量度方法也可研究香港的貧窮情況，這可能較只是聚焦收入更能反映事實真相。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筆者曾親身經歷魁北克省獨立運動帶來的龐大影響，兩次運動的經濟成本是可以作為參考的。
雖然陳章明聲稱忘記向嶺大申報，但他有向稅務局申報，這種選擇性「善忘症」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筆者對整個社會的變化感到非常悲觀，一旦這種兩極化情況持續，香港便會像澳門一樣，想翻身真是難過登天。
美國勞動市場現況是轉差，這亦是自2012年6月後首次勞動市場狀況指數的變動數值出現連續兩個月負數，以筆者的估計，除非這指數的走勢有好轉，否則，聯儲局是不會冒險加息的。
除非中國經濟能夠展示出較穩定的苗頭，否則，聯儲局在今年加息次數可能如2015年一樣只有一次。
中國樓市兩極化可以形容為「救得頭來腳又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