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在中國內地被一步步沖洗淡化，那幾本正規歷史教科書中的「十年浩劫」也變成了委婉的提法「艱辛探索」。在這場有關記憶的苦痛掙扎之中，李振盛的攝影作品為時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證言。
美國眼下針對中國的那些作為，並非出於一時的衝動，儘管在眾人眼裏，特朗普的具體操作常常顯得是心血來潮。
外部世界反擊中國在海外的「擴張和勢力影響」並不只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我們應理解其深層脈絡。
在毛澤東看來，若是缺少了中國文革那樣的革命運動，即便俄國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也是保不住的，廢於半途，一整套正宗社會主義制度都變色變質、徹底潰爛。
一些來自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島國的學生，最關切的問題不在於中國文革的國內層面，而是它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和更大範圍內國際政治的影響。
只要接上地氣，關於中國大陸文革的課程就能夠讓年輕一代在政治意識和社會行為上成熟得多、理性得多。
作者深感如果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裏鬧場，就不應強迫學生接受任何論點是唯一的正確觀點，即使教師堅信某個論點也要盡可能拓展學生視野和深化他們的比較研究觀念。
要了解文革運動，高層領導人和重要受害者的傳記和回憶錄是最關鍵的資料，可惜內容可靠、描述客觀的並不常見。
西方學術界有關中國文革的研究著述雖然汗牛充棟，而文革通史卻寥寥可數，原因就在於信息來源既「太多」亦「太少」。
文革涉及的諸多元素是現代社會普遍面對的問題。從盡可能超越性的視野講授文革課，是我始終追求的目標。
從1990年代尾期直至2016年，中共對台工作系統意外地成了允許台灣借用「中華民國」大禮服的中流砥柱。
特朗普對美中關系所知甚少，美國政界、外交界、學術界都為此擔心不已。
誠實而言，回答「文革是否會再來一次？」這類超複雜的嚴肅問題，是不可以信誓旦旦地拍胸脯去預言未來的。
文章的史料價值和評判立場各各有異，但似乎缺少了一個很重要的維度，那就是客觀評價文革的巨大正面後果，這裏的客觀是指避免極左的或極右的立場。
筆者丁學良建議在馬英九卸任後，請他來中共中央黨校講課。「馬英九的講課肯定不會百分之百符合中共中央黨校學員的尺寸，不過，若是能夠有30%的內容得到接受，那也大增了北京決策機構的智源。」
筆者丁學良建議在馬英九卸任後，請他來中共中央黨校講課。「馬英九的講課肯定不會百分之百符合中共中央黨校學員的尺寸，不過，若是能夠有30%的內容得到接受，那也大增了北京決策機構的智源。」
胡耀邦的許多同事無法容忍他這麼做下去，但他們也無法公然把胡的問題歸罪於他力求以民為本，那顯得太荒唐了，因為這是一個從政府到軍隊到警察到貨幣到醫院都冠以「人民」稱號的國家。
胡耀邦的許多同事無法容忍他這麼做下去，但他們也無法公然把胡的問題歸罪於他力求以民為本，那顯得太荒唐了，因為這是一個從政府到軍隊到警察到貨幣到醫院都冠以「人民」稱號的國家。
稱這場閱兵式為「風險投資」並不離譜，因為中方從一開始就沒有很大把握，他們最希望請到的那些主要國家的政要是否會來北京登台捧場。
稱這場閱兵式為「風險投資」並不離譜，因為中方從一開始就沒有很大把握，他們最希望請到的那些主要國家的政要是否會來北京登台捧場。
郝柏村在上海參觀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松滬戰役的紀念館，發現裏面的說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
郝柏村在上海參觀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松滬戰役的紀念館，發現裏面的說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
「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恐怖的，「按比例搞鬥爭」則是頂級恐怖，因為各級權力部門必須完成任務，完不成任務這些幹部自己就成了鬥爭的對象。最低限度，他們也要把比例中的人打成階級敵人，如果超額完成任務還會有升官等等的獎勵。
讀客觀的斯大林、毛澤東傳記及共產黨歷史愈多，就愈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讓毛感到畏懼的活人。斯大林也確實值得毛真誠地畏懼，《毛傳》處處顯示前者始終從世界戰略的大棋局來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鮮戰爭……
在同台灣本省的幾代人的交談中，我得到的回應是：「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也做了不少的民生改善事業，台灣社會的開發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到了日本殖民主義尾期，台灣省的綜合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在當時全中國各省份裏面，名列前茅。台灣各界人士對上述柯文哲有關殖民主義的評價，雖然多有批評，但並沒有全盤否定日本佔領期間台灣近代化（即中國大陸所言現代化）的多種成果。
自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降，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內地革命家，都充分利用英國殖民主義下的香港，從事他們理想的事業。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很多都得益於當時香港寬容進步的大環境。這個名單實在太長，不勝枚舉，我們只能選極少數：蔡和森、周恩來、鄧小平、鄧中夏、廖承志、喬冠華、潘漢年、夏衍、劉曉。當然還包括此前的孫中山。
即便只有一半的香港居民屬於以上所說的中層下層範疇，你也能夠推測出來他們對現狀的不滿之烈，這種不滿可以演變成頻繁的上街示威。北京經常強調的「給香港送大禮」，受惠面卻並不是廣泛意義上的香港普通民眾，而主要是財團，特別是壟斷和半壟斷性質的財團——這至少是本地很大一部分中產階層及低收入群體的感受；他們的不滿，跟國家主權沒什麼直接關係。在任何政治體系下，這類問題都不能迴避。
教育程度高的、愈是年輕的，就愈是要求此一積極權利，這就是公民權的核心要素。這些群體得出這個結論，是對基本人權在香港實施了二十多年的不滿足——僅僅有基本人權還無法保障他們愈來愈高的要求，他們不能僅僅停留在人身安全、生存溫飽這類「保本」的水平上，他們要做特區政府的主人。
經過多年的細心觀察，會發現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條主動脈——香港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社會運動，其主要訴求愈來愈是從人權走向公民權（citizenship）。如果對這個主流走勢缺乏理解，就談不上實際有效的政策回應。
在一開始，鄧小平關注的只是主權，後來很快發生了摩擦乃至衝突，基本原因就在於雙方對主權和治權關係的理解差別巨大。如何選特首，在香港許多居民尤其是白領中產階層看來，是屬於治權範圍，因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國防，只是負責香港的內部事務，北京不應該主導此事。北京則堅持，特首如何選的問題，是在主權範圍之內，我們不管，那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