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支付的發展是因應各個社會的實際環境而有所不同，只要方便、安全、可靠，就應該是好東西。
英治年代，港英政府不會為本地培養政治人才，市民也看不起「吃政治飯」的人，成功人士都做專業、從商，出任公職是服務社會，不是從政。
林鄭月娥的80萬公屋已足夠說法，不少評論認為是把公屋供應封頂。但事實上問題並不關乎封頂與否，而是政府有多大能力把協助港人置業的目標落實。
當年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理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香港可協助國家現代化，作用獨特且無可替代，因此北京願意容忍差異，並給予香港在基本法下50年不變特殊地位。
施政報告雖然沒有太多新猷，惟勝在大灑金錢，盡量做到人人有份、皆大歡喜。
到底在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中理財新思維有多新？要拉高經濟增長又有什麼新辦法？
科技創新的成功方程式，離不開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群聚效應，吸引不同的人才匯聚，互相合作激發創意。
我的疑問是：掛在大學校園的港獨橫額移去了，但學生要寫關於港獨的學術論文，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是學術自由的範疇，還是沒有討論空間的禁區？
近10年來由於社會嚴重分化、網絡傳播力驚人，以仇恨作為鼓動和爭取支持，成效往往勝過正面倡議、對難題提出解決方案。
土地問題對香港雖然重要，但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套長遠土地供應規劃。
經過DQ一役，日後泛民議員應會吸收教訓，不在宣誓時「玩嘢」，進入議會後才出招。
法治是香港最後一道防線，如今已是風雨飄搖。這是香港當前最大的警號。
引入競爭令收費下調、提高貨櫃碼頭業的競爭力，道理是正確的。
沒有普選、沒有清晰的民意授權，政府運用公帑時傾向謹慎、守住一些明確的原則和紀律。
在高鐵內地口岸區有可能被拘捕的是什麼人？我沒有答案，因為被內地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的，類別可能很多。
務實做法是特區官員要做好解說工作，針對市民擔憂疑慮的地方，由特區政府出面與內地商議令港人安心的方案。
由選民送他們入議會卻被法院把議員踢走，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正常的政治生態！
論本地社會的階級矛盾之尖銳和對抗之激烈，其實不下於中港矛盾。
回歸以來，每任特區政府都表示要注重民生、搞好建設，然而最後都敗在「政治任務」之下。
重大政策不能「直通」，必會引起震盪、挑起矛盾，對社會和諧不利，應該可免則免。
資本主義社會老闆話事，他控制下的媒體立場當然可以隨自己喜好。
香港人能靠的就只剩下「自求多福」四個字。
選拔人才，是任何政府的首要工作。
換言之，大政決策日後將在北京，香港特區政府受命執行，特首的權力範圍只限於業務營運。
張舉能法官的判辭，對當前的風波仍有很大參考價值。
即使香港積極參與國家規劃，但能否保住香港過往的優勢？答案是否定的。
重要的是，到底政府能夠吸納多少有能的新銳之士。
在選民眼中，融合的弊病似比好處要多。
很多港人不禁要問：我們的幸福去了哪裏？
到了目前的地步，這已非樓價和房屋議題，而是會引起中港深層次矛盾的政治問題，不是單靠什麼「辣招」就可以解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