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承認，在前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下，經濟改革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縱然這屬於情非得已，卻顯然不應是新常態的內涵。舊有的穩增長方式固然能換來短暫企穩，但成本會愈來愈高，企穩的時間會愈來愈短。改革的成效永遠與改革的深廣度成正比。堅定推進全方位改革，不僅能確保中國經濟「緩中趨穩、穩中向好」，它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
決策層對推廣 PPP 寄意高遠，在「投融資體制改革」之上，還賦予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任。既然如此，規範運作、尊重契約精神應當放到首位。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的最大使命是與債權方重新談判，以獲取一個不以緊縮而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救助計劃。豈料他爭取這一目標的手段，卻是險招迭出的民粹主義。如果說這場以「民主」為名的公投給了希臘人一次宣示人民主權的機會，卻也無端加深了希臘與債權國之間的裂痕。
6月中旬以來，A 股行情驟漲急跌，約10萬億市值灰飛煙滅，恐慌情緒持續蔓延。監管部門緊急採取了多項措施，極力安撫市場。但是，股市走勢顯示，這些措施並未起到穩定信心、穩定股市的效果，投資者普遍心懷怨懟，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據統計，目前中國農村有6,100萬留守兒童，若加上3,600萬左右流動兒童，中國有1億兒童處於飄零狀態，佔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相比於對經濟增長的熱衷，對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村家庭，各級政府給予的關注和支持仍相當薄弱。
布拉特的下台對於推動國際足聯改革是必要的，卻遠遠不夠。脫胎換骨的改革方能去除頑疾。必須把權力放進籠子，靠道德自覺自省或可收一時之效，但終究如蛛網一張：小蟲有所忌憚，而大鳥一衝而過。政壇反腐如此，足球亦不例外。
中國的經濟改革早已過了上世紀80年代那種單憑政策承諾就能釋放出社會巨大積極性的階段。體制慣性和既得利益格局，消解了許多有利於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穩定民營企業家預期，必須訴諸深化改革。
簡政放權改革，需簡化程序、提高效率，更要在平等准入、破除壟斷、公平競爭上多着力……
歷史表明，美聯儲貨幣政策掉頭，會引起全球資本流向的巨大變動，甚至可能引發區域性金融危機；在全球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的21世紀，對其衝擊更不能掉以輕心。令人憂慮的是，國人對美聯儲升息對中國的影響尚不夠重視。
「百舸爭流，奮楫者先」，現實迫切需要讓改革促進派脫穎而出，首先要保障河清道暢。「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紀委監督太晚」的現實困境必須盡快化解。以重用改革促進派為契機，不斷深化幹部選拔任用制度改革，整頓吏治，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行穩致遠。
兩岸關係走到了一個重要的新節點。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來訪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習近平關於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的五項主張，清晰表達了大陸決策層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戰略思考。其中，國共雙方「可以積極探討構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的建議，意義格外重大。健全的制度框架必將對時有波瀾的兩岸關係起到「定錨」作用。
中國既不命定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會先驗地獲得蔭庇，未來完全取決於自身的作為。「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工作即將展開。檢視「十二五」規劃，總結目標實現的經驗和落空的教訓，讓創新與效率從紙面化為現實，中國經濟才能實現那驚人而壯美的一跳。
隨着股指不斷上揚，一種論調頗為流行：通過牛市來提振中國經濟。股市與實體經濟關係複雜，利弊兼有，需具體分析，然而，在時下的中國，提振經濟顯然是股市「不可承受之重」，它無力完成這一自賦或他賦的使命。
當前一些政府官員中出現不思工作、不願攬事等消極現象，可統稱為「怠政」；許多人將此誇大歸因，進而質疑反腐的正當性。我們以為，執政黨既然已痛下決心「全面從嚴治黨」，就絕不可為怠政所懼。惟堅定不移地持續反腐、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為德才兼備的勤政者開闢施展抱負的空間，中國未來才有希望。
人們對資本賬戶開放的擔憂不一。有一種理念格外需要警惕：封閉和控制比開放和流動更安全。這種理念已成潛意識，一有機會便可能顯現。持這種理念的人士認為，中國能安然度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並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中率先復甦，均受益於中國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其實，這種看法似是而非……
亞投行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有發達國家加入的多邊體系，對其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是一次可貴的試水。它與世行、亞行等傳統多邊開發銀行定位有別，並不以減貧為核心使命，而是通過投資準商業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
與低消費形成鏡像的是高儲蓄率。中國總體儲蓄佔 GDP 的比例在2007年已達50%，此後高居不下，遠高於曾以高儲蓄率著稱的「東亞四小龍」。畸高的儲蓄率支撐了高投資率，並使得中國經濟對淨出口形成嚴重依賴……
可喜的是，如火如荼的反腐必將持續下去，已成社會共識。當初曾一度彌漫的「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的懷疑一掃而空。治腐如同治霾，雖任重道遠，但決心已下，目標已明，惟須有路前行，無路開路，堅定不移向前走。
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的痼疾。它使得國民經濟失衡，資源配置扭曲，對真正有效率的投資形成「擠出效應」。過去兩年，中國政府將化解產能過剩作為經濟工作的一大重點。然而，中央的部署能否不折不扣地執行，仍有待觀察。
中國的反恐形勢，亦應放到全球背景下來觀察與思考。中國的反恐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外來因素確已日漸突出。中國不是基地組織和 IS 本身的直接攻擊目標，卻是其溢出效應的重要受害者。可以說，與其他遭受恐怖活動破壞的國家相似，中國面臨着「共同但有區別」的反恐任務。
這是創業者最好的年代，但前提是擁有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惟此，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才能真正轉化為中國經濟取之不竭的「金礦」。
當今中國養老金體系面臨三大挑戰：公平性、流動性和可持續發展。三者均極為重要，且相互關聯，然而，最要害、最棘手的，當數可持續發展問題。
中共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並強調，這是發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 「三農」自是其中之「錨」。距離目標期限不足六年，而改革任務依然繁重。有專家日前在財新峰會上警示，「如果最後用平均數掩蓋農村發展的滯後，是對不住農民的。」在不少重大問題上，坐而言已然太久，現在已到起而行之時。
成品油消費稅每提高一次，對其爭論就是一番沸騰。時至今日，我們以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加稅的程序本身。惟稅收及早遵循法定原則，有程序正義也有民意基礎，才能確保納稅人利益，使國家治理真正進入良性軌道。
德意志銀行認為，進入2015年後，房產市場低迷的效應將全面反映在中國財政收入上，並發出警告：中國將面臨30餘年來最嚴重的財政危機。這一論點也許過於悲觀，但其揭示的問題卻值得各級政府高度重視。
2014年下半年，國際原油價格「腰斬」。對於中國來說，低油價帶來了降低生產成本、提振消費等直接益處。更應看到，其對中國改革發展有危亦有機，利用得好或可成為改革槓桿。高油價時代掩蓋的國企運營效率和投資浪費問題，將在低油價時代漸次暴露。然而，低油價也會拉低新能源投資者的回報預期，對於改善能源結構造成不利影響，這需要決策層有更完善的政策設計。
比起未來更為重大、更具突破性的改革，今年仍只是牛刀小試。經過一年多的準備醞釀，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條件也更加成熟。倘若新一年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在一些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將顯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社會公平。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明確宣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這實際上是對過去「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撥亂反正。
中國股市走牛的真正支撐，當然在於投資者對改革紅利的預期。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全面深化，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自由化等金融領域的改革都已經提速，與資本市場息息相關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也走上前台。不過，深水區的改革推進很難一馬平川，過去一年來的實踐表明，除工商登記便利化、營改增等改革已見成效，許多重大改革才僅僅破題。這與改革本身的複雜性相關，也顯示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不容小視。從這個意義上看，改革仍須全力推進，而改革紅利的積累和釋放終究需要時日。
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條件也更加成熟。2015年，財稅、金融、社保、土地和國企等領域的改革有望加快。倘若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在一些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將顯着糾正要素價格扭曲、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社會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