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羅教授的數據並不是用來說明威權政府是否有利經濟增長，而只是按社會的民主成熟程度衡量民主化的利弊，而經濟增長與民主發展之間非線性關係的實證正是關鍵所在……
香港面對三大問題：一、香港經濟發達，市民普遍具高教育水平，目前全面實施民主政制是否合時？二、實施民主政制之後，民主能否落地生根，抑或步向衰亡？三、民主將窒礙抑或有助今後的經濟發展？
我曾作出估計，若能解除自上世紀1970年代中以來實施的一項規管措施，亦即容許公屋單位私有化，可令本地GDP每年增加0.5%至1%；40年下來產生的經濟進帳實屬天文數字，讓香港GDP較現時高出21%至47%，為政府庫房帶來4,300至9,500億進帳，即使現在實施公屋私有化，使原本受規管措施所剔除的價值得以恢復，亦能為目前GDP帶來25,000億進帳。
政府絕不應坐視公屋淪為貧窮階層及離婚人士聚居之地，社會理應為窮家子弟提供較佳成長環境，再者，擁有自置居所者愈多，社會分化程度也會愈低……
本地公共政策既不應聽天由命，亦不能讓不理性者任意妄為，變得毫無協商餘地。困局若此，只會對喜以政治為鬥爭工具之徒有利。
政客多以收入不均日增為由，要求把收入重新分配，但此舉只能壓低收入不均的表面數據，不能消除導致收入不均的真正因素。只有增加教育機會與維持父母婚姻健全家庭，才可制止不均現象趨升。
隨着李光耀時代過去，新加坡將須在夾縫中摸索前進，一方面守護其開國元勛以畢生智慧和毅力所建立的一切，一方面亦須面對受過高深教育、成長於繁榮社會的新一代，正視他們為爭取個人和集體表達自由而訴求日增的趨勢。
激進組織近期圍攻水貨客，對照歷史上以政治理念作號召的組織，這種行徑也不難找到相近者。其中的相關例子，以經濟學家利維特（Steven Levitt）對美國三K黨的研究最詳盡……
古語有云：「三歲定八十」；芝加哥大學赫曼教授的研究由此入手，結果顯示從出生至5歲階段如何採取介入措施，可對幼兒長大成人後的收入、健康、犯罪傾向及其他行為方面產生巨大影響。
假如將公屋私有化，則超過三成的香港選民隨即搖身變為業主，本應大受歡迎，卻偏偏有小眾大唱反調，部分反對者聲稱此舉等同為租戶提供「雙重福利」；此說未免牽強，因為從另一角度看，廉租亦大可看成「不完整」福利。是以如此論調純屬政治上的語言偽術，實質上毫無意義，目的是誤導公眾。
資料顯示1960年每周平均工作時數為52.4，1985年降至47.7，至2014年進一步跌至43.3，香港工時一如世界其他地區，呈現為人熟知的「倒彎」勞工供應曲線（backward-bending labor supply curve），亦即工資上升，勞工供應反出現跌勢。就業者隨着財富愈多，會投放較多時間到餘暇或義務工作時間……
反抗理性秩序的思想，源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德國浪漫思潮。當時他們全盤否定人類行為及普世均有合理秩序的理念，認為真理乃是相對而非絕對、各種思想無須協調、矛盾與爭拗永遠存在、理性不能帶來希望……
隨着中國城市化和「一孩政策」的後果所及，大大撇除了地方親屬關係對新一代接班人的影響，應有助促進國家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的現代化進程。習近平的政治功績，一如鄧小平的經濟功績，若能為市場增長及精簡官僚制度製造足夠空間，可算是恩澤綿長。
放眼希臘，該國選民縱使能藉着投票讓激進左派聯盟政府勝出以宣洩心中憤懣，卻無法憑選票解決經濟問題，同理，無論上街遊行抑或推行泛民爭取的更民主的政治制度，都難以縮窄本地「無產一族」與「有產階級」的貧富差距；歸根究柢，香港需要的是一套明智的房屋政策……
究竟政府能否排除重重障礙，從海外吸納優才回流，包括早年離港移民的後裔？其成效須待日後方能揭曉；事實上真正的障礙在於本地而非海外，要是政府未能成功跨越， 那麼日本現在的困境，就是香港可見的未來！
開拓政府以外的資助來源，目的在於鼓勵非牟利機構奮發，並按照牟利企業做法參與市場競爭；唯有「第三界別」也能有效創新並提升生產力，才可望為因經濟轉型而流失的就業者建立足夠優質職位，紓緩本地收入不均的現象。
不少人都認為人類社會已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隨着機械人及自動化發展，生產力及效率將大為提高，令企業界大受裨益。然而，專家認為這對就業市場產生頗大沖擊，且會使不均現象更加惡化、對提供社會安全網造成更大壓力，為社會與政治層面帶來重大挑戰。
法國《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遭到恐怖襲擊，三名被射殺的聖戰分子均為生於巴黎的移民後裔，其中兩人為阿爾及利亞裔，另一人為塞內加爾裔。暴行實為先歸化而後造反之心態的寫照，這類移民來自政治上臣服於收容國的地區，往往發現本身文化根本無法見容於身處的社會，即使在當地出生，往後亦會變得懷有異心，最終採取政治抗爭行動。
「一人一票」可說是近世的一大設計，自18世紀歐洲啟蒙時期哲學家提倡人權平等的原則，此後即成為民主政府及民主選舉的道德及政治基礎，但時至今日，民選代表是否仍能為民眾作出政治抉擇、解決政治難題？
面對兩難的困局，究竟香港應否接受「袋住先」的建議，在真正普選之路上踏出新一步？抑或任由原有建制崩壞至無可救藥？市民又能否以爭取提名委員會及立法會選舉將持續改革的可信承諾的大前題下，從而構思出未來發展的可行之道？為香港打破困境？
年輕就業人口是職場創意的一大泉源，年輕人入職機會減少，自然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近30年來社會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向上流動途徑受阻令人氣餒，更引起政治後果；年輕人很容易誤把社會不均現象視為社會不公的產物；事實上，社會不均現象主要因經濟急劇增長所致。
回顧法國大革命第三級議會（Third Estate）中，一名領導人物曾說：「何謂第三級議會？可說是無所不包。在現行政制下至今有何作為？簡直是全無作為。又有何抱負？當然是想有所作為。」對於香港社會中自覺未能一展抱負一群的所思所感，這番話可算是最佳演繹。當務之急，其實不在經濟的向上流動性，而繫於政治的向上流動性，藉以使香港在管治上重拾正軌，並妥善應對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貧窮及不均日益惡化、中產階級收入漸降、樓價日漲，以及其他各項社經挑戰。
香港能否在《基本法》框架中找到出路，提升以行政主導的政府的代表性、獲廣泛民意支持的問責性以及認受性？若能成功，則香港經驗堪足為中國甚或世界各地提供借鏡。香港人雖然未必具備足以解決目前困境的智慧，但事已至此，實也別無選擇，但願改革之需終能激發創意。
佔領運動結束後本地政治生態面貌如何，目前固然未可預料；有謂北京政府將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政治操控，而本地各方則會加緊尋求化解社會深層矛盾之道。大部分人則認為，在政治僵局足以癱瘓政府的形勢下，香港公共決策質素恐怕會從此走下坡，也有人預測本地民主運動將使社會更形分化，讓民粹主義乘勢而起。香港的民主政制或已陷於前路茫茫的險境，今後何去何從更堪憂慮。未來發展是自由民主制抑或民粹式民主？
香港所面對的也是西方國家的社會積弊，即富裕而又發達社會所遇到的問題。當前部分佔領者及泛民主派政客把社會積弊歸咎於尚未完成的民主政策改革，如此論斷難以令人信服。事實上，即使其他地區的民主政體亦未能解決同樣的社會積弊，要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單靠政治方案根本無濟於事。
我的子女在中學時期都讀過 William Golding 的小說《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我們一家人曾討論這個「敵托邦」（dystopia）故事的情節、人物、主題；我在香港大學講授的「法律、經濟、國家」課程亦將此納入教材，藉以講解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狀態觀（state of nature）。書中故事敍述一群英童流落荒島期間力求自治而終於失敗收場的一番慘痛經歷，讀之令人哀傷，但箇中寓意發人深省，老師、家長不妨與學生、子女齊齊研讀，細味故事中的深意。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當資本分配出現嚴重不均，便會衍生政治問題，現時在街頭表達訴求的年輕人，正是在資本擁有權差距日益擴大年代中成長的世代。要從當前政治困局破繭而出，必須在房屋政策上加以大刀闊斧，我認為只有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才有足夠勇氣及授權解決問題。房屋問題一日未能解決，則以為現行政制安排是社經困局罪魁禍首的錯覺，只會世世代代不斷延續下去。
即使人大8.31決議已成定局，香港仍然大有推動民主政改的空間。有關立法會改革的種種政治議題，至今仍未展開；特首選舉提名委員會（除「四大界別」以外）的組成以及委員的產生辦法如何，迄今並未觸及；至於提名及選舉程序的設計，各項有關細節尚待確定。立法會改革與特首選舉在具體安排及落實兩者應如何配合和銜接，現階段更完全未經考慮。換句話說，香港政制的民主程度要接近英、美制度，如今依然有空間。
北京政府失誤之處在於過份偏袒，須知政治上有所謂「朋友相親，敵人近身」之說。1997年後的政治安排令香港的深層社經矛盾增加，社會進一步两極分化。事已至此，只能通過普選方式選出向大眾問責的行政長官，方可有望化解兩大政治論說之間的分歧。
九七回歸後，建制派論說雖然足以左右不少重大政治決策，卻一直未能在社會上獲得足夠認受性；當前困局出現，在於九七之前未能整合出一套清晰的政治論說所致。建制派論說由於缺乏某種關鍵元素，以致未能回應自下而上論說中種種備受公眾關注的要素。兩大論說各執己見，香港的政治矛盾更難望化解，而處於夾縫的中間派恐會被逼表態支持那一陣營，難以保持緘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