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對生命知足感恩,若以善巧方便和智慧,能把幸福傳給別人。所謂「幸福槓桿」,正是書中十位發放正能量的朋友快樂人生之道。
過去幾年的發展,我們看到當年鄧小平為防止文革悲劇重臨的三個制度建設(禁止個人崇拜、避免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任期限制)都被一一拆除,這就為文革重臨敞開大門。
2012年,曾蔭權像前任的董建華一樣,面對誠信破產的局面。他在立法會也作了扮無辜的自我批評。但是,即使承受這樣的屈辱,也難為他爭得同情。
很多民眾習慣人云亦云,不求甚解地猛吃健康食品,這種「高階消費、低階知識」的消費行為,就像戴著名貴鑽戒、手拎LV皮包,看似摩登時尚,其實頗為原始。
數學是什麼,這可不是簡單的問題,就連專業數學家也難以回答。
香港在各個生活領域都達到優異的標準,且被視作理所當然,然而身負治理香港責任的官員,表現卻一直未達標。
自1980年至今38載,CC是我的學術啟蒙、研究模範,他帶領我走上傳播學術之路,更在我尋覓人生伴侶的過程中幫上了忙。
你要思索清楚,你要讓人記得什麼?你需要的是孩子也會懂的字眼,好讓孩子的爸媽懂。
在《自傳》中,郭氏對成功的管理方法着墨不是太多,但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出幾點他的管理之道。
CC是一個真誠的學者,對世界充滿好奇,好學不倦,以退休之齡還是著作不絕,使人敬佩。
找團隊中「最會」的人來做,或許短暫得到了好的表現,然而對團隊整體的能力來說,並沒有提升。因為能者多勞的環境,只讓勞者更強,不勞者更弱。這時,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勞者多能」的環境!
郭氏高度評價東南亞華人在當地經濟的卓越貢獻,認為雖然英國是一流的管理者,但只是坐在辦公室遙控,真正幫助東南亞建設的是華人。
港英政府究竟是按什麼準則來施政的?有什麼比較高明的招數,可以更有效解決社會矛盾?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管治理念或體系,是港英官員從不說出口的為官之道?
坦蕩蕩的把家族見不得光的事告白天下,相信不易在名人自傳中出現。郭氏毫無保留地在《自傳》中揭露家族醜事,用以警惕世人,絕不要因財而傷了家族和氣。
重探香港的窗口角色,將有助我們更審慎評估香港的歷史意義,以及中美之間的互動。
在異國的草原上,雖然看不見汗血寶馬奔騰騁馳;也未能目睹絲路駝隊熙熙攘攘,但我仍然聽到羌笛羯鼓在古城裏響起,幽怨悲涼;也可看到胡旋舞女仍為遠方的來客翩翩起舞,左旋右轉不知疲……
郭鶴年把自傳獻給母親和二哥,對親大哥鶴舉着墨不多,只能從其他公開資料知道郭鶴舉曾出使荷蘭、西德、比利時等國,退下外交工作後又回到商界,協助家族企業發展。
現代女性不易做,如何變得堅強、獨立、漂亮、打不死? Ling姐有妙訣。
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中共這種強化毛主義傳統的總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可以加強黨代會選舉過程之前,由領導層名正言順主導的所謂協商,從而削弱黨代會上代表由黨章所賦予的自主權利。
權力再分配並不是在黨代會上完成的,而是在此前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幕後行為完成了。
《郭鶴年自傳》是一本講真話的傳記,是一個高知名度儒商的真誠告白錄,因此特別受到重視。
為什麼有些人在工作上的表現,就是比其他人要來得好?隨着研究的進展,答案漸漸清晰浮現。
學者生涯是一種有使命的特權。「學術」可以界定得寬泛一點,科學也好、數學也好、哲學也好、人文藝術也好,都是學術,都是人類文明的支柱。沒這些東西,人類的生存跟動物的生存就沒區別。
1939-1949年間,廣東兒童教養院保護了近3萬名難童,為他們創造求學和成長空間,成效顯著,更曾引起國內外人士注目。唯抗戰結束至今七十多年,這仍是一頁被塵封的歷史。
無論選擇了哪一類型的學校,有一些重點都是家長應該牢牢抓住的:學術方面最重要的一環,是在孩子年幼時就培養他對閱讀產生強烈的興趣。
九十高齡的張榮義,對於九族文化村的經營依舊持續關心,但已不必再事必躬親,而是轉往新戰場,在台中地區規劃嶄新的「龍富案」。他的創業精神,始終未曾稍歇。
綠萍的例子,反映在職母親要先處理嬰兒哺育問題,再返回工作崗位的難題,未被社會輿論重視。
當今時代,學習成為我們終身的事業。然而,我們可曾真正省思過自己的學習經驗,從而探索出適合自己的學習態度及方法呢?
因被家族除名,瞿汝夔四處漂泊,卻因此在廣州跟耶穌會士相逢結識,更與利瑪竇結為莫逆之交。瞿汝夔的先鋒角色,令他得以在利瑪竇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留名。